从签赠本想起叶毓芬副教授
▲郑国锠题赠童第周伉俪的抽印本
▲秉志题赠童第周伉俪的抽印本
顾金亮藏
■顾金亮
叶毓芬是著名生物学家、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开创人童第周的夫人。童第周出生于浙江鄞县，叶毓芬原籍浙江镇海，两人青年时代都在宁波读中学。1926年经童第周的中学老师介绍，两人逐渐由相识到相知。1922年童第周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27年毕业。1928年1月由生物学家蔡堡推荐，到中央大学生物系任教。在童第周的鼓励和帮助下，叶毓芬勇敢地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束缚，也考进了复旦大学生物系，1929年8月转入中央大学生物系，两人朝夕相见，从相知到相恋。
1930年，童第周得到一次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的机会。去，还是不去？这对正在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一时踌躇不定。经过一番思考，叶毓芬决定为了童第周的前途和祖国的科学事业，宁愿自己吃苦，毅然支持童第周出国深造。随即他们一同回到宁波，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俩是同乡，是同学，又毕生共同从事一个专业。在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风雨岁月中，叶毓芬既是童第周的生活伴侣，也是童第周的科研益友。童第周的大部分科研成果，都凝结着叶毓芬的心血。有人统计，夫妇俩合作发表的科研论文有29篇，占童第周主要论文的60％以上。
1934年童第周学成回国，8月夫妻二人到山东大学（青岛）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东大学奉命南迁。童第周带着妻子儿女在兵荒马乱中逃到四川，由于山东大学被解散，他先后在内迁的中央大学、同济大学等校任教。
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在工作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夫妇俩一直坚持科学实验。没有仪器，叶毓芬变卖了衣物，在旧货摊上淘到了一台当时价格为6.5万元的双筒显微镜。这台显微镜让他们负债累累，以至于11年后才在政府的帮助下还清。有了显微镜，新的困难又来了。使用显微镜时，必须要有灯光或者很明亮的阳光照明。在四川宜宾李庄的一个小镇，童第周夫妇居住的屋子又小又暗，且常常停电，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因陋就简的办法，白天阳光好的时候就把显微镜放在窗台上，利用阳光照明，晚上遇到停电就用干电池作电源照明或用煤油灯照明，两人日以继夜，完成了鱼类卵子发育能力和蛙胚纤毛运动机理分析的论文。当时，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来华考察，见到他们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完成这样高水平的论文，不禁连连赞叹：“奇迹！科学史上的奇迹！”他们的实验条件差，生活条件更差，有时只能靠举债过日子。
1946年，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童第周任理学院动物系主任，叶毓芬在同系任教。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1950年童第周兼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前身）主任，1951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生物地学部副主任，同年从青岛调到北京工作。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百废待举，春潮涌动，他们精神振奋，不断在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他们在世界细胞移植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结晶——“童鱼”的诞生就是一个奇迹。他们开展的文昌鱼发育研究独树一帜地立于世界领先地位。每逢文昌鱼（实验用）产卵季节，夫妇俩常不分昼夜地连续在实验室里工作几十天，观察、记录、解剖、实验，积累数据，探索奥秘。在与丈夫并肩攻关的日子里，叶毓芬恪守科学精神，工作非常突出。她观察仔细，甲是甲、乙是乙，一丝不苟；统计也非常仔细，她总是反复计算，以求绝对准确。显微镜前的叶毓芬，永远定格在学生和子女心中。
“文革”中，童第周曾被一些人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他们的爱情生活又一次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有人强迫叶毓芬检举揭发童第周，叶毓芬横眉冷对、斩钉截铁地说：“我和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我了解他，他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对方厉声斥责她：“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保童第周？”叶毓芬从容地回答：“说保就保吧，我了解他，才要保他！”每当叶毓芬在批斗会上、劳动现场远远看见丈夫瘦弱的身影，她的心就像刀割一样。
师友、学生对叶毓芬的人品和学术水平十分景仰，从他们的签赠本中可见一斑。动物学家、中国近现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秉志并称童第周和叶毓芬为“先生”，植物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细胞生物学的重要奠基人郑国锠并称童第周和叶毓芬为“教授”。20世纪60年代，有个日本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有成员拿着一本书指着书上叶毓芬的照片，指名要见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形势下未能会见）。
但令人唏嘘的是，这位在国际上都享有一定声誉的著名科学家直至去世都只是一个副研究员。个中原因并非叶毓芬不够格，而是由于童第周一直是叶毓芬所在单位的领导，职称晋升的最终审批权在童第周手里，叶毓芬的晋职材料一次次报到他手里，却一次次被卡下，把名额让给了别人。早在山东大学的时候，叶毓芬就有资格提教授了，但童第周当时是校务委员会负责人，把她拿掉了。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工作后，副研究员中曾有两个提升研究员的名额，大家都说叶毓芬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发表了那么多论文，这回总该轮到她晋升了吧，但时任所长的童第周又毫不犹豫地把她给拿掉了，把机会给了别人。
1976年叶毓芬因病去世后，他俩共同工作的实验室只剩下童第周一个人了，他睹物思人，一直保存着叶毓芬在世时使用的桌椅和实验用具，每天上班都要将它们仔细擦拭一遍，仿佛依然等待着妻子安详地走来和自己一起做实验。童第周亦常常陷入深深的自责，他曾流着泪对子女说：“我对不起她，她工作成绩很出色，但由于我，她却未能升为教授。”这也是子女唯一一次看到父亲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