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秉志先生早期的学生与助手。著名人类学家，中国动物学会发起人之一，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曾任我国最早的科学期刊《科学》的编辑部部长。） 

　　秉师学问渊博，待人诚恳，视学生如子弟，侪辈和学生都称他为“秉先生”，犹如当时人们称蔡元培先生为“蔡先生”一样。 

　　秉师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道德文章，流风遗韵，历历在人耳目，众所周知，原不必本人多所赞誉，只以我较早（东大生物系第一届学生）追随秉师，较早受教于他，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同居沪上，朝夕相从，患难与共，个中情况有非他人所深悉，不敢自秘，回忆成篇，以见一斑。 

　　1937年7月，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不久南京沦陷，成贤街文德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亦遭蹂躏，所有图书、仪器、标本、设备全部毁灭，人员星散，缓走者即被拉夫。 

　　秉师痛心之余，只身来沪，幸免于祸。席不暇暖，即在总社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明复图书馆重建研究室，二楼设生物实验室，三楼设标本室，屋顶设动物养殖场，自己则在叔初贝壳图书室办公，助理陈进生仍随秉师工作，研究不辍。 

　　秉师善于利用时间，将历年因印刷厂积压的论文加以整理出版，寄往国外交换达500余处，未稍停顿。明复图书馆亦不时接到外国来函关切，并愿捐赠新出书刊，因此明复图书馆常有新出报刊书籍陈列阅览。 

　　进步的《大公报》在上海发行，报馆主任胡政文、主笔张季鸾与秉师有旧。一天下午，秉师邀我与他同往访胡、张两先生。见面后，首先介绍我与胡、张两位相见。稍坐定，秉师说：“现在战事方殷，民生涂炭，我们困居‘孤岛’，赤手空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之奈何？” 张季鸾先生接着说：“书生报国，笔扫千军。” 胡政之先生也说：“我们事业，正是如此。且看变化。” 他们都很忙，我和秉师别无他事，少坐即辞出，各自回家。 

　　次日上午，秉师对我说：“昨日胡、张两先生辞简意赅，启发很大，我建议以后每星期六下午不做别事，自己选题，各作文一篇，投登次日《大公报》发表，以鼓励人民抗战情绪。” 秉师用“骥千”笔名，意思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用“汉士”笔名，意思是“大汉民族不可悔，小日本何足道哉？” 第二天就是星期六，即开始实行。我们这样干了几个月。有一天，秉师对我说：“我们做的事被汉奸知道了，说要追查这两个人。报馆也受到日寇军方警告，不准这样活动，看来不能再继续了。”  写文章的事就从此停止了。 

　　上海华洋杂处，本已复杂，现在战争发生，更见紧张，几十万人云集“孤岛”，物资有出无进，百物飞涨，居大不易。我和秉师两家都是入不敷出，瞻念前途，不堪设想。但秉师的研究工作，我编辑的《科学》杂志，都照常进行。一直干了四、五年。 

　　有一次，有个“好心人”知道我们生活困难，愿意无价馈赠我们每家面粉三包 （这时面粉已涨到每包十余元大头），虽然这时吃不到面粉，小孩饿得面黄肌瘦，但秉师为了民族正义，毅然婉辞谢绝，不为物质所诱惑。后来知道这位“好心人”是一名特务汉奸，到处拖人下水。 

　　1941年冬，日寇偷袭珍珠港，立即占领上海全部租界。几十万市民生活在铁蹄之下，生命毫无保障。日寇最仇视“文化人”和文化机关，中国科学社早被列入黑名单之内。果然没过几天，日寇派军车宪兵到科学社明复图书馆进行搜查，见有“主义”字样书报，一律抽走，前后几次，拿去几千本书刊，并且命令科学社停止一切活动。《科学》停刊，图书馆关门。 

　　科学社理事看到如此形势，开会议决停办，遣散职工，留职停薪，自找出路。秉师和我都失业了。 

　　这时南京汪伪政府成立，汉奸充斥上海，《科学》停刊不久，就有人对我说，“科学无国界，编辑为大众服务，现在物价飞涨，你们失业，如何是好，有人愿意支援《科学》恢复出版，你们都可加薪，不必自苦”云云，经我晓以民族大义，严词拒绝，后来告诉秉师，他说保持《科学》纯洁，做得很好。 

　　抗战期间，秉师常有内地友人来信，关怀之外，字里行间，责备我们贪图上海安全，不肯去后方。这实在是不了解情况。其实我和秉师到处打听去后方路线，最后总是落空。曾由东大旧同事张海珊先生转托其同乡人胡独鸣君护送走杭州入江西转重庆，只带随身轻便行李，箱子钥匙交给胡君，说定动身日期，房子也让给别人，一切都讲好了，临行之前，我同爱人到秉师家，拜见了秉师母，择日起程，谁知就在次日，传来消息，说此路不通了。胡君把钥匙交还。九个月计划，又成泡影。秉师说：“内地朋友不谅解，也无可奈何，但求无愧我心。” 

　　（摘自《中国科学史料》1986年第7卷第1期） 

　　倪达书（秉志先生早期的学生与助手。著名原生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原生动物学会理事长，在他的领导下开创了鱼病学。）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是秉老师一手创立起来的，是全国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机构。研究经费也由他自筹解决，因此数量很少，记得最多的1936年也不过八万元。以这样少的经费支持研究工作，十分困难，秉老师与钱雨农先生一同建立了一种制度，以便使有限的经费尽量用于研究工作上，行政管理等工作都由研究人员兼任。会计是全所的命脉，选熟悉业务的周蔚成研究员兼管。他懂得哪些药品需要，哪些仪器必备，使神经解剖、组织切片、原生动物、腊叶标本制作等需用材料应有尽有，制片染色剂比大学生物系还完备。其次，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图书参考资料，聘请懂行的蒋始超担任，诸凡订购、编目、交换借阅、装订等事做得有条不紊，收藏的动植物方面的图书杂志比当时的中央大学和国立研究机关还丰富；一切日常事务的管理方法，也是独树一帜，都由一位研究人员负责，就记忆所及我到所工作时由张孟闻研究员担任，他将全所五个勤杂人员安排得井井有条，各尽己责，后来他出国留学，由郑万钧研究员接替，情况一如既往，还修缮了北楼，使之焕然一新。1936年，他得到资助赴法深造，以后即由我负责。原计划将西新楼前的长方形池塘加以美化，并将其南面一片菜地辟为篮球场，以活跃公余后体育锻炼，但刚开始不久，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全所化为灰烬，思之痛心。 

　　秉师对研究所需毫不吝惜，但对任意浪费则深恶痛绝。静生生物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等发起联合到海南岛采集动物标本，秉师积极赞成并派出海队领队一人，采集员两人，历时两年，耗资巨万，采得的标本分给专门者研究，以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研究原生动物非常需要美国加州大学的动物学杂志作参考，秉师就专门写信给其友人赖俟德，请他设法交换，几乎得到了全部过期刊物，从而使研究原生动物得以顺利进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秉老师对每个学习动物学的后生，不管与他有无关系，只要前来求教者，无不爱护备至，竭力帮助其成长，特别对循规蹈矩、小心听话者尤为关心，故其攻动物学的弟子遍全国。秉师的中、英文根底都很好，对每个从学者的文章必逐句逐段修改并为之发表，及至其认为基础已打好，且有一定的论文著作时，必尽力向有关方面推荐他出国深造。因为常年经费有限，所以对在所研究的教授尽量让他们到大学去任教支薪，对中、低级工作人员，尽量照顾周到，除允许到中央大学去旁听课程外，每年总要给大家加一点工资，使其能维持家用。例如，我于1932年5月到所工作，暂给生活费30元，6月份就加到60元，以后每年增加10元，到1937年月薪已拿到110元，这样每人都很安心努力工作。于公于私都有利，形成一派蓬勃兴旺的景象。年出动物和植物学论文各一卷，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    

　　（摘自《中国科学史料》1986年第7卷第1期） 

　　郑集（秉志先生早期的学生与助手。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生物化学会荣誉理事， 南京大学生物系 教授。） 

　　我终身难忘的一件大事是进东南大学的第一天就受到秉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当时东南大学实行的是选课学分制，各系学生要按规定的主、副系必修选修课程选读功课。每学期选读什么课，选多选少，都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自行安排。我初进东大，尚未选定主系，如何选课，对我成了难题。拿到选课卡和各系所开的课目表后，不知如何填写。恰好经过位于口字房生物系秉志先生的办公室，秉教授是东南大学的名教授，早就听到过他的大名，我冒昧地闯进了他的办公室，请他帮我选课。原先我怕他不理睬我，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非常和气地接待了我，并主动代我选定了第一学期的功课。除选中、英文，无机化学外，还选了他本人教的普通动物学和钱崇澍授教的普通植物学。从此，我逐渐与秉教授有了接触，亲身体会到他崇高的品格和勤奋的治学精神。这对我毕生的治学和为人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在东南大学的头两年中，经济异常困难，每学期开学时总是无钱交纳学费，曾几次请秉教授担保，缓期补交。照规定学生如不按期交费，要在担保人工资中扣除。但秉先生每次总是慷慨给我作保，从而使我能如期继续学习。 

　　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秉志先生在青年留美学习期间，即同任鸿隽、周仁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是我国最早的科学学术团体，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秉志先生是前东南大学生物学系和中国科学社南京生物研究所及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创办人。他在研究之外，还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的生物学家，我国许多著名生物科学家都出自他的门下。秉志教授是动物学家，但他不仅重视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研究，他也非常重视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在1933～1935年的两年中，他领导的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先后创立了动物生理学研究室和生物化学研究室。生理学研究室由张真衡主持，生物化学由郑集主持，开展了生理、生化的研究工作，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在建立生化研究室的过程中，秉先生拨出大量经费，购置研究用材，新建了大白鼠饲养房和豚鼠饲养房各一座，他还以私人名义从美国Wistar生物研究所捐来了全套营养学杂志和引进了纯种Wistar大白鼠。他放手和信任我的工作，帮助我的工作，我至今感到在秉教授领导下工作的几年是我一生中工作最顺利、心情最愉快的几年。 

　　秉先生的每一个研究都是由他亲自动手做出来的，他从不在别人的研究论文上加上他的名字，即使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工作，也是如此。在他研究豚鼠大脑皮层运动区功能的定位时，我是他的助手，从他对研究工作的认真态度，我受到了极大的启发，更难得的是无论处在顺境或逆境时，他从不放弃研究工作，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是克服而不是屈服。早年在东南大学工作时，他的实验室所在的口字房失火，实验室和研究资料全都被毁，他对此意外事故不是灰心失望，而是立即在另一座校舍内重新恢复了工作。抗日战争期间，秉先生因秉师母患病不能随生物研究所迁川，只身留在上海时，也总是每天到陕西南路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内他的临时实验室工作。抗日战争后，因他首创的生物研究所被毁，无力恢复，曾一度在复旦大学和前中央大学生物系任教，解放后转到中国科学院（先在水生生物研究所，继而在动物研究所）工作，直到他去世的前一日仍未离开他的实验室，他对动物学的献身精神是何等感人！ 

　　秉志教授的强烈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从他所用的名字就可知道。秉志二字表明他立志要为科学、为自己的祖国和各民族做出一番事业。他这样做了，他生前所做出的事业丝毫无愧于他的崇高伟大的名字。解放前，有一年日本有一个科学调查团要来中国调查长江的鱼类，秉教授出于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向当时的教育部表示反对，同时抢先组织了生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尽先着手调查。                                             

　　（摘自《中国科学史料》1986年第7卷第1期 )

　　鲍璿（女，秉志先生晚年的学生和助手，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副研究员。） 

　　1947年，秉老师到南京中央大学讲授进化论。讲课有时安排在晚上，他照旧精神很好，备课认真，讲得清楚。课余还与我们谈学习生物科学的要求和方法，他生动地对我们说，学习比较解剖要做到闭着眼睛就像有一幅图象在眼前，这样才能学好。他告诉我们，生物科学要重视实验，并经常讲些小故事，以提高我们学习生物科学的兴趣。秉老师终日在生物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除有人找他外，成天就是看书和写文章，为其他老师（也都是他的学生）做出了好榜样，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于1949年毕业后，秉老师很关心我的工作，后来，他介绍我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工作，做他的助手。开始我们进行家蚕生活习性的研究，后来又进行鲤鱼形态学的研究。他对中国的动物学教科书中不用中国的名产鲤鱼的资料，而仅用外国的鲨鱼作代表动物，表示婉惜。为此，年过70岁的秉老师亲自解剖标本或观察切片，每个星期总有几个晚上在实验室工作，就连星期日上午也是在实验室度过。他详细描述实验结果，为的是尽快将文章写出来。 

　　秉老师非常爱惜仪器，实验用的切片机是用他早年积蓄所购，用它做了许多切片工作。一旦我们在实验中使用不当或转动不快，不按要求使用时，秉老师先是用心听，然后咳嗽几声；若操作再不改善，他就会走到那位工作人员面前，语重心长地告知这台机器的来历，劝他们要好好使用。 

　　秉老师还非常关心学生的成长。他常说，仅形态学方面的描述是不够的，一定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多学点生理、生化知识，要有扎实的基础，广阔的知识面。他还教导我做人要不卑不亢，不可自馁。这些话，在我离开他以后，写信时也常提到。这些肺腑之言至今仍铭记在心。 

　　（摘自《中国科学史料》1986年第7卷第1期 )

　　潘星光（秉志晚年的学生和助手） 

　　一九五四年，我毕业于厦门大学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秉老师领导的研究室工作。秉老师为了兼顾学部的工作，于1956年将研究室迁至北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我跟随他到北京继续科研工作，直至1965年2月21日他仙逝。在这11个年头里，从治学和为人等诸多面得到他的谆谆教诲，受益匪浅。 

　　秉老师离开我们已过四十一载，在纪念秉老师诞辰120周年之际，回忆起往事，仍历历在目。他常以“五心”（决心、信心、恒心、耐心、细心）教诲我们认真学习与工作。他不仅要求学生要这样去尽力做好，同时他也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他根据各人不同情况给予不同学习与工作内容，提出各异的要求，以因材施教方法，培养青年科技人员。每当我们向他请教时，他会随时放下自己的工作，耐心又和蔼地帮助我们解难，还说：“你们工作和学习中若有什么难题，尽管来问我，我能解答的就会给你们解答，若不能立刻回答，我可查书或文献，再给你们回答，这就是教学相长嘛!” 秉老师本人治学严谨认真，对待晚辈是多么谦虚，多么真诚。多么平易近人啊！ 

　　在二十世纪60年代供应困难时期，秉老师不仅坚持科研工作，还和我们谈心，关心我们的生活情况。他虽年已古稀，不仅身体力行节衣缩食，同时以散步适度运动来加强自身锻炼，提高抗病免疫力；当向他提起注意休息时，他仍告诉说：“生命在于运动，有好的身体就能更好地工作与学习”。在当时他还暗中接济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生活困难的老同志，确实感人肺腑。 

　　他虽已高龄仍关心国家大事，爱国心盛，对国内血吸虫病带给人民的疾苦，曾写信积极向中央领导提出可行性的建议。他认为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应该有我国自己的教科书与科研的参考书。长期以来，我国动物学的教材，不用中国的名产鲤科硬骨鱼类作代表，而仅引用外国以软骨鱼类鲨鱼代表鱼类资料是不正确的，为此他就紧密结合人民生活和发展经济的生产实际，选择我国有很大经济价值的常见代表鲤科硬骨鱼类的鲤鱼，系统深入细致地开展研究，以补充国内过去缺乏全面的专著资料，1959年《鲤鱼解剖》专著出版，而《鲤鱼组织》专著因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延误出版；随后，应教学参考需要并得当时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终于在1983年3月正式出版，亦即秉老师仙逝18年后，遗著才得以面世，实为庆幸之事。 

　　在纪念秉老诞辰120周年之际，回忆起32年前（1964年）参加东北农村“四清”锻炼，我向秉老师辞行时的情景。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下去接近劳动农民时，要虚心学习农民朴实、吃苦耐劳的精神。艰苦的环境是锻炼人的地方，要爱惜这个机会，从中得益，对今后的一生都会很有用的。” 又说：“我年纪大了，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国家让我有机会多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所以和你们一样，我在这儿也更要努力搞好科研工作。……希望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好，放心地去吧！” 当谈到科研工作时，他又说 “……科研的发展是要在不断地有创见去发现，才能有发展。要有发展，除社会安定因素外，要不断得到相关技术的创造发明来支持的。所以你们今后回来工作，除努力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应用到自己的科研工作中，也就必须抓住机遇掌握新的技术，学习新的知识，要用“五心”攻克难关，充实科研的手段和提高创见的智慧，实实在在地去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科学的发展是要一代接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这是多么珍贵的教诲。万万没想到这竟是秉老师最后一次给我的难以忘怀的教诲与永远诀别的遗言。在我回京后科研工作与学习中起到警示和激励的作用。如今仍铭记在心中。 

　　（自秉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