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指引我的学术生涯
无论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对恩师的眷恋和对往日的追忆,希望通过此片言之语,以深表我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之情和诞辰100周年之纪念。
我于1990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为爬行纲壁虎科壁虎属的染色体细胞分类研究。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希望能够继续深造,但国内当时在基础动物学研究领域的博士生导师很少。偶然间,我的一位同门师兄让我看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招生简章,当时令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看到了郑作新研究员在招收博士研究生。在我的记忆里,郑作新研究员应该是历史名人,因为我很早就阅读过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成名著作,没想到他还在招生,我真不敢想象当时为什么会有此胆量报考他的研究生,很多人认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很难考,而且郑作新研究员是如此知名的科学家,不知当时哪来的力量,就是报考了,而且一考得中,这也许是我与郑作新研究员最初的缘分吧。
我还清楚的记得赴京赶考的情况,记得我考完三门闭卷试后,动物研究所教育处的吕爱英老师安排我去郑作新研究员家面试,我当时很紧张,于是在去往他家的路上一路小跑,还围绕他家那栋楼跑了一圈后才敢敲他家的门,因为活动之后出点微汗常常可以缓解我的恐惧和紧张心情。一到家里。郑作新研究员和郑师母一同出来见我,并十分热情的和我握手,了解我的学习和家庭情况,当我将考试情况向先生汇报之后,他很满意,并希望我能够暂时留在动物研究所看看标本馆的标本,而且还告诉了我具体的研究内容。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激动,心情真是无以言表,大有金榜题名之感,当我提出在京的住房困难以及我的母校也有丰富的标本收藏后,郑作新研究员欣然答应了我可以先回家,等待录取之后再说。就这样我有幸成了郑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而且是他老人家唯一的一届博士研究生,我同届还有一位师兄,徐照辉博士。郑先生比我的爷爷还要年长几岁,所以在我拿到录取通知后,家人就和我开起了玩笑:你到底是孙子还是儿子?儿子也罢,孙子也罢,我幸运的。能够成为他老人家的衣钵传人,这是我毕生的最大荣幸!
在我读研期间,郑先生已近90高龄,但他依然健谈,思维敏捷,工作日以继日,从来没有节假日。喜欢读书、看报、读文献,随时掌握学术动态。他每周给我们至少上课一次。开始每次去他家之前我们都要预约,后来去的频繁,也就顾不上预约,随时敲门,随时造访,有时常常课后和师兄一起还要在他家用餐。郑先生和师母对我们的关怀如同亲人,而且格外关心,也许是因为我们年龄相差太远,是一种“爷孙般”的隔代亲情吧!
郑先生的知识渊博人所共知,有时我们帮助他看校样时,不用对比原文,直接问就行,而且他还会顺便告诉我们更丰富的有关信息,他的讲课很生动,英文特别好,而且能随时说出物种的拉丁学名,地理分布及其习性。有一次他让我帮他查看标本一号Coturnix coturnix japonica标本的采集记录。说实在的,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物种,但是又不便于再问他中文名是什么,什么亚种,于是就半猜半疑地,凭借他发音的节奏感和字母的表达,在物种分布名录里找到了鹌鹑普通亚种,后来我果然找到了这号标本。我被惊吓出一身冷汗,直佩服他老人家惊人的记忆力和美妙的拉丁语发音,也许他当时在考验我,当然他不知道我是猜到的。可是,这件事后来提醒了我,做郑先生的学生不容易,一定得踏踏实实。
郑先生不但知识渊博,而且也很幽默,我们每次出差野外转移一个新地点,都要给他寄封信或寄一张名片,以免他老人家挂念。记得有一次我在陕西出差,大约有两周没和郑先生联系,回到研究所后他紧紧的抓着我的手激动的说:“我很想见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后来,我将此事告诉了家人,他们很羡慕,也很嫉妒,多亏郑先生是男同志……
郑先生对我们的要求很严,给我们修改文稿时,往往是修了再修,不厌其烦,一个字会斟酌数遍,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愿出错。他教导我们做学问先做人,修人先修心,所以,我后来常常和爱人开玩笑,因为他说我衣帽不整,比较不修边幅,我的回答是:“本人修心、修身、不修形。”
郑先生和国际同行有很好的通讯往来,能够很好的掌握国内外研究动态,正是因为他渊博的知识和对科学发展的敏锐观察,所以常常教导我们要不断获得新知识,不断引进新技术,不断更新旧观念,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的“三词”指导,我永远也不会忘记:originality, continuity, creativity。这些朴素的哲学思想,也就是我们今天倡导的“改革、创新、与时俱进”。
在我的记忆里,郑先生从来就没有糊涂过,90多岁了,头脑还依然十分清楚。就在他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也就是他离开我的最后时刻,那个场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就是那次昏迷使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他当时病很重,我坐在他的病榻旁,他想起床和我说话,可是护士们都不同意,最后我们只好摇动床头,使他能够半躺在床上,他抓住我的手,鼻孔还插着氧气管,表情很激动,似乎有千言万语,我也似乎猜到了他的期望和嘱托。
作为郑先生的学生是我毕生的荣耀!我目前掌管他传递下来的鸟类学研究组,唯恐有负郑先生盛名,也深感肩上之重任。时代在发展,新的技术革命已经到来,计算机网络化,生物技术分子化,使传统学科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需要不断更新。
郑先生对我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在于解惑、传道、传做人之道和为学之道。我常常回忆起我与郑先生的似师生,似儿孙,似同行,似朋友这种交织着的爱与栽培的复杂情感,使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忘记,使我终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