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11月1日恰逢中国科学院成立70周年，我是1950年5月生人，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吧。

　　1957年入小学，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初中还没有毕业，成了“老三届”；1968年到山西忻县插队，做了“知识青年”；1972年被推荐上了北京大学，被称作“工农兵学员”。

　　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学习生物化学期间，从新闻中知道美籍华人牛满江和动物所的童第周院士已经进行了两次国际合作。他们以金鱼为材料，将鲤鱼卵细胞的mRNA注射到金鱼受精卵中，研究细胞质中的核糖核酸在发育和遗传中所起的作用。并发现了显著的金鱼尾鳍变异现象。

　　1975年底，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还有同学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当时不理解同是中国科学院为什么动物所和植物所要带“北京”二字。报到后才知道是下放给北京市科技局，属中科院和北京市双重领导。那时候北京市的科研院所都有下放任务，1977年我代表药剂毒理室，和昆虫生理室、昆虫生态室、昆虫分类室3位老师组成了“平谷支农小分队”，在农村住了将近1年。在那里我学会了灯光诱蛾、杨树把诱蛾、昆虫标本采集制作、生物农药大田试验等技能。

　　后来，和细胞室细胞遗传组的鱼工相恋、结婚。婚房就在童第周院士的鱼场内。真是雪中送炭，倍感温暖。

　　1978年3月18-31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标志着经过“十年动乱”后，我国科技事业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动物所也脱离了北京市科技局，回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怀抱。人心思变，从领导到群众，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人教处为大家组织了各类的培训班、补习班，白天的、晚上的，分期分班轮训。当时我所在的药剂毒理室虽然也有留美的、留苏的专家，但由于学科带头人没有院士级别的，感觉还是有差距。而昆虫生理室就不一样了。它是由著名昆虫生理学家钦俊德院士创立的中国第一个昆虫生理研究室。

　　钦先生英语好，办科技刊物的能力很强。翟启慧研究员为所里举办了第一期英语口语班，并在所内外为来访专家和代表团口译学术报告共40余次，包括毒理学方面的。对国际学术交流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促进我国昆虫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翟先生曾发表“重组DNA技术在昆虫学中的作用”、“昆虫分子生物学的进展”等综述共9篇，组织讲授昆虫生理学课程及高级生理学专题讲座。这对当时高校中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及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我还到翟先生研究组实验室学习了凝胶电泳技术。

　　1994年钦先生为动物所创刊了《Entomologia Sinica》首个英文版期刊，创刊号上就选择了我的文章，这对我晋升副研究员非常有帮助。1995年我顺利拿到了院公派留学美国的录取通知书，全凭钦先生鼎力推荐。1997年我如期到达美国洛杉矶希望城国际医学中心，成了“高级访问学者”。

　　学习了八个月的分子生物学后，我转到了堪萨斯州立大学昆虫系，干起了昆虫毒理学老本行。1998年回所后有幸结识了张广学院士。张先生是著名的蚜虫专家，将我国蚜虫记录从148种推进到1000余种，我在美研究麦二叉蚜，在国内研究棉蚜。张先生主持的棉蚜国家基金委重点基金项目名单中就有我组人员，张先生帮我接待美国同行，还为我编写的科普书写序。

　　动物所大师云集，从结婚住在童第周院士的养鱼场内，到学术上被钦俊德院士、张广学院士帮助、拔高，在动物所如鱼得水。与祖国、科学院共苦，锤炼着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忠诚和热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甘，光大着爱心，历练着忠诚，感恩祖国，感谢科学院，感谢动物所，感谢那些为祖国作出杰出重大贡献的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