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响暮年之歌
在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大家眼前处处都有令人感动的人和事。今天我就向大家讲一个进入21世纪头十几年，发生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群已退休的老科学家的感人故事。
现在有谁知道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代大地上有多少动物物种曾与我们祖先同在？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去认知这些千奇百怪的动物，然后给它们命名，又给它们分成不同类群，在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许多动物，如虎、猴、狼、鼠、犬、牛、马、羊…..等等，在先秦时期，《诗经》、《夏小正》、《尔雅》等古籍中已有大量动物的记述。自两汉至明清已有无数的典籍对古代动物的种类、习性、分布、为害、利用等作了详尽的记载，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动物学家。
但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对古代动物学知识的系统整理，尤其是缺乏按照现代科学分类系统将中国古代动物学进行梳理，将我们祖先在动物学领域中充满智慧的的重大发现和发明等闪光点，从尘封千百年的古籍堆中挖掘出来，使之重放光彩。此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如何影响动物学的发展，乃至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等争议性问题，无不牵动着这批退休老专家们的心，激励着他们通过《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编纂工作的展开，揭开其谜底。
2007年，一个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退休科技人员为主，另有来自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北京图书馆、北京自然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黑龙江科学院自然资源研究所、吉林省环境保护研究院以及浙江台州气象局等七个单位的20余位退休老科技工作者组成的《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编纂委员会，他们平均年龄已达72岁之高龄，为何放弃清闲、安逸的退休生活，毅然接受如此繁重的编纂任务，是什么精神鼓舞他们克服古代语言文字理解的种种困难，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执着坚定，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积极作为呢？因为他们都有一颗热爱祖国优秀文化，愿意为发扬中华优秀文化而奉献自己的晚年宝贵的时光。为此，他们勇敢地承担起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大出版工程规划之首的《中华大典》的编纂任务。
他们从2007年至2016年，历时九年，艰苦奋斗，前赴后继，终于完成了这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的巨著。与此同时，他们还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完成了“康乾盛世”的标志性著作——《清宫海错图》、《清宫鸟谱》、《清宫兽谱》的全部物种考证。
《中华大典》是继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一部大型类书，即“中国古代典籍的百科全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面反映我国自先秦时期至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一部盛典。
《动物分典》汇集了自先秦至1911年以来，我国优秀文化典籍中涵纳的儒家、诸子百家、佛道诸教以及历朝、历代对动物记载的优秀文献资料。在编纂过程中，他们查阅了数万篇古籍，将涉及动物的文献，条分缕析，考证再三，按照现代动物分类方法，将其归纳到动物界16门50纲206目622科1500多属和种,编纂了古代动物命名和分类体系、动物形态、动物解剖、动物生殖、动物生态、动物遗传、动物进化、动物物候、动物地理、动物狩猎与保护，动物为害与防治、以及古代动物学人物传记。共完成逾900万字的编纂任务。
《动物分典》编纂委员会主编王祖望先生慧眼识人，聘请了有深厚国学功底，对中国古代动物史有深入研究的老科学家郭郛先生为顾问，带领着这批老专家团队，克服了年老体衰、耳聋眼花、疾病缠身和拗口难懂的文言文等重重困难，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中，认真研读、仔细梳理，为了符合《中华大典》的编纂原则，经过专家们一次次审定后，一次次地返工修改，他们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获得提高。在如此繁重的编纂过程中先后有8位专家因病离世，他们克服了工作和心理的双重压力，终于在2016年正式出版了这部逾900万字的巨著。
王祖望先生在《动物分典》编委会的总结会上说，我们之所以能过完成此项艰巨的编纂任务，靠的是“团队力量”，如果没有团队精神，就没有今天的《动物分典》的成功出版。他举例说：鸟类专家童墉昌先生十分关注如何不断丰富《动物分典》的编纂内容，真正落实《中华大典》总主编任继愈先生在收集文献方面要做到“竭泽而渔”的要求。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馆参观时，偶而看到了由他们出版的《故宫鸟谱》（1-4册），他从该书的序言中得知，《故宫鸟谱》还有8册（5-12册）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他又从其他文献中得知北京故宫博物院还存有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海错图》（4册）和与《故宫鸟谱》同时代的《故宫兽谱》（6册）。于是他竭力主张尽可能将上述封尘于故宫博物院书库中的三部巨著“挖掘”出来，以丰富《动物分典》的编纂内容。在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沟通与协调下，《动物分典》编纂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出版社达成互利双赢的合作协议，前者为《海错图》（1-3册）、《清宫鸟谱》（5-12册）和《清宫兽谱》（1-6册）全部560多种物种进行仔细考证，写出考证纪要及有关物种的古名、今名、英文名及拉丁学名；后者同意向《动物分典》提供全部文献及彩图。使这些尘封深宫达三百多年的珍贵动物图谱，得以展示于世人，不仅为广大读者了解17-18世纪，中国古人对动物的认知水平，同时也为《动物分典》的编纂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
王祖望先生在工作中善于用人，他聘请了博学多识，时年近80岁的昆虫分类学家黄复生先生为《动物分典》副主编并兼任《昆虫纲总部》主编，分工负责无脊椎动物的编纂工作。他不仅出色完成了上述分工的任务，还受主编委托，主持了《中国古代动物名称考》一书的编撰，他在全体编委们的支持下，从万余篇古籍中，收集了近4000册涉及古代动物记述的文献，再从中收集11000多个古代动物名称，经各类群相关专家的考证，内含动物动物界16门、50纲、206目、622科、1500多属和种。经编委分别考证后汇集成书，于2017年由科学出版正式出版。
此外，王祖望先生还聘请了动物研究所《中国动物志》常务副主编，著名兽类学家冯祚建先生担任《动物分典》编纂委员会副主编并兼任《兽纲总部》主编。分工负责脊椎动物部分的编纂工作。冯先生时年已逾70，在所里还承担了《中国动物志》繁重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在数年前因突发的心脏病按了支架，以病患之身，双肩挑起《分典》和《动物志》两付担子，让王先生特别感动。冯先生才思敏捷，不仅出色完成了分工的编纂任务，在《中国古代动物学研究》一书中，他不但主动贡献了多篇涉及古代兽类学研究的力作，还为一些离世编委，修改并完成他们的未竟文稿。
王祖望先生在担任《动物分典》主编期间不但注意发挥两位副主编的作用，更注意发挥全体编委的作用，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昆虫分类学家刘举鹏先生应聘参加《动物分典》编委会工作，担任《动物为害总部》主编，并兼任《昆虫纲总部》副主编，他不但出色完成了他分工的全部编纂任务，还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帕金森疾病和丧子之痛的双重打击，争分夺秒，在全体编委的支持下，出色完成了80万字的《中国蝗虫学史》的编撰，该书已于2017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并被评为国家优秀科技图书图书。
王祖望先生近期仍然笔耕不缀，他从中国动物学长远发展着眼，希望借此机会，将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体系的古代动物学研究领域建立起来，让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动物科学在传承中升华和发扬光大。让几千年的民族文化结晶能古为今用，于是他再度组织编辑部中各位老专家，将在编纂《动物分典》中发现的有科研价值的论题，分成若干专题，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动物学的影响》、《中国古人对动物学的认识与利用》、《中国古代动物的命名与物种考证》、《中国古代对灾异的认知及其成因的分析》、《中国古代野生动物保护思想的萌芽》、《对中国古代某些有争议议题的思考和讨论》、《中国古代的动物图腾与祥瑞动物》等九个专题作为篇名，在每一专题（篇名）下，收集了共计70篇论文，并附有《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大事年表》、《中国古代动物学主要参考文献一览》和《后记》。《中国古代动物学研究》其内容涉猎很广，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从广为先民利用，造福于人类的动物到造成巨大危害的动物；从古代野生动物保护思想的萌芽到一些濒危物种形成历史原因的分析；从野蚕的进化到古代“丝绸之路”形成；从古代蝗灾的发生看中国封建朝代的更替；从中国3000年鼠灾与大疫发生概况，探讨鼠灾与大疫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内在联系；此外，对于“天人合一”、“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等争议性问题，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
总之，王祖望带领的《动物分典》编纂委员会这个团队，描述的是一幅中国古代动物千次百态的画卷，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充满智慧闪光点的动物学史，传承的是古代和现代动物学知识巧妙的链接。
可以说，没有王祖望先生本人的博采多学，德高望重，组织能力和人格魅力，这个编辑部就没有这么团结的氛围，这么有序的工作，这么努力的行动和这么重大的成果，以王祖望先生为首的这批老科学家用自己的肩膀承担了一个传承的重任，用自己的心血浇筑了一部又一部青史留名的古代动物学著作，用自已的晚年甚至生命为动物科学的后代研究者唱响了暮年之歌。
作者：庞奎玉 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