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底，还在淮北师范大学大三就读的我，有幸加入了薛建平教授领导的细胞生物学实验室，开启了我的科研之路。回忆当年，薛老师曾对我们说：“考上研究生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命运”。而之后选择考研、走科研之路，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 

　　回忆自己踏上科研之路的“初心”，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当年薛老师关于“改变命运”的激励。然而，真正鼓舞我在博士毕业之后继续从事科研的真正原因还是自己对“完善或者改变人类知识体系”的渴望。此外，学术届的清风正气也是我热爱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无论是项目评审还是论文发表过程都相对公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团队和自己的实力，不需要通过拉关系、讲情面、拼酒量等手段来解决。 

　　然而，科研没有平坦大道。近年来，研究所出台“助理研究员八年非升即走，副研究员十年之内非升止评”的政策。这对于从事基础科研工作的我们而言，压力巨大。和我同期加入动物研究所的许多同事相继选择离开了原来的科研岗位，或转岗或离开动物所到地方院校发展。老实说，这些同龄人的离开对我的思想冲击非常大。 

　　今年4月底到5月初去英国访学期间，可以说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因为根据研究所现有的规定，我离晋升研究员只有两年半的时间了，加上考虑到这些年长期不在父母身边对他们的亏欠，我确实有些动摇了。 

　　5月4日，我完成访学任务，按期回国，正好赶上所里组织的“学习秉志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事迹的活动”，有幸听取了聂常虹书记的精彩报告，该报告深深地影响了我。同时，我也注意到研究所的广场上多了几块石碑，铭刻着秉志先生对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深切期望。其中有一块，上面这么写着“思念个人与国家社会之关系、默审来日之大难，为国家计，为人民计，即为个人计，亦不可徒守目前之营生，塞责了事，以求自便。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是在有志者之自奋也”，这一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之后，我深刻反省，也许之前，我考虑个人的得失太多了，而忽略了现有科研平台给我提供的机遇、以及赋予我的责任。 

　　深思当前我所从事学科的研究现状：虽然我们现在已国富民强，但是中国动物系统学的研究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在建国之初，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基础科学研究基本停滞。由于大量物种的模式标本保存在欧美国家，中国研究者很难有机会到这些国家去检视和研究这些标本。大量的文献资料的获取也是非常困难。因此我国动物系统的研究相对落后，甚至在研究基础最好的哺乳动物学领域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例如，在哺乳动物啮齿动物类群，还有大量工作急需开展，这不仅仅包括中国广大未曾开展过野外调查的地区需要推动系统考察，还包括大量类群目前仍然缺乏系统的分类学研究工作。 

　　近些年来，我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基础研究。国际或者是科学院提供的国际经费也使得我们有机会对保存于欧美国家的模式标本进行核对。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能够方便地收集到研究类群的相关文献。借助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让传统的分类学研究成为整合分类学研究，甚至是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研究。国家和研究所给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给我提供一个可以安心做科研的平台。反思同事们转岗或者离职对我的负面影响，我为我的动摇感到羞愧。 

　　作为一名女性科研工作者，我一直拿一些优秀的女性科学家作为我学习的楷模。例如：默默无闻，毕生奉献科研事业的诺贝尔获得者屠呦呦研究员；七十高龄还要亲力亲为坚持自己完成化石标本打磨的张弥曼院士；为了事业与家庭的平衡，放弃条件优越的实验室，选择去美国支持丈夫，百忙之中还坚持做科普教育的曹晓风院士；以及就在我们身边，勇挑科研重担，足迹遍及我国大江南北的乔格侠研究员等。这些优秀的女科学家们的故事激励我重拾信心，继续前行。我希望能够通过向我心目中的楷模们学习，更好地平衡科研和家庭的责任，能够给我的孩子做个好榜样，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优秀科研工作者和母亲。 

　　同时，我也应该珍惜现有的工作平台和研究团队。踏实工作、努力进取、切实解决科学问题才是我的当务之急。就像曹晓风院士曾经讲的那样：科学研究要专心致志、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同时要做好长期面对困难、承受挫折的心理准备。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为我所热爱的科学事业继续求索！

　　作者：葛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