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儿时也梦想着当一名科学家。虽然终未能如愿，但有幸与科学家们共事，见证了他们使命在肩、无畏征程的风采，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的坚毅与执着。今天要讲的，是我的同事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梁红斌的故事。 

　　梁红斌采集昆虫（2021年·大别山） 

　　在全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资源库——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标本资源库里，有近100万号标本都是梁红斌老师带队采集回来的，这个数字占资源库标本总数的十分之一。我们都知道，“岂止有100万！”但梁老师并不计较，他总是露出淳厚的笑容说道：“究竟是100万还是200万，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就是想，不能辜负资源库交给我的任务。” 

　　初心—— 

　　梁老师说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平时没事儿就爱“玩虫子”。1992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攻读硕士，跟着中科院院士、昆虫学家张广学老先生研究蚜虫。 

　　对梁老师而言，1994年的夏天是他最难忘的，那是他第一次野外科考。72小时的绿皮火车，辗转640公里长途汽车，他终于抵达新疆塔城。没有任何采集经验的他，跟着塔城植保站的符振声老站长去“找虫”。眼睛已花的老站长几乎是趴在地里，费劲但又执着地寻找着蚜虫，全然不顾身上沾满了泥。这一幕印在梁老师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并在他心里种下了全力以赴探究自然和昆虫类群的种子。这颗种子，在一次又一次的野外科考路上慢慢发芽、生长。 

　　梁红斌和农业处的指导老师（1994年·新疆塔城） 

　　野外科考并不是浪漫的旅行，一路上会有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1995年在新疆哈密，梁老师顶着炎炎烈日，用前一天食堂买的馒头和咸菜解决午饭。带的水很快喝完了，就找坎儿井流出的水，混着少量泥沙，要沉淀一会儿才能喝。但当目标中的昆虫终于一一落入囊中时，所有的劳累和辛苦都烟消云散了。

　　梁红斌采集途中（1995年·新疆哈密） 

　　就这样走着、累着，找到了虫子无比快乐着，梁老师博士毕业了。他答应了动物所的老科学家虞佩玉，接下他研究了一辈子的甲虫类群。20多年后，虞佩玉逝世，尚未来得及完成中国动物志负泥虫卷。在初心的驱动下，梁老师再次接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负泥虫的寻找和研究中。 

　　梁红斌博士毕业（1997年） 

　　梁红斌博士毕业答辩会（1997年） 

　　随后10年间，梁老师7次深入西藏墨脱和云南独龙江，挥舞着小锄头，在丛林中披荆斩棘，寻找一种长颈负泥虫。2021年，他终于采集到了新鲜标本，并初步掌握了它的寄主植物和生活环境。他将这个新种命名为虞氏长颈负泥虫，以纪念虞佩玉老师。 

　　使命—— 

　　每一个和梁老师一起采集的时光都是及其美好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野外形象依旧是脖子上挂一条全部被汗水浸湿的毛巾，左手拿着吸虫管，右手握一把小锄头，穿着雨靴脚步匆匆地认真找虫的样子。 

　　“老野外”是我们给梁老师的亲切昵称。他是资深野外科考达人，也是我们的“金牌队长”，更是一位“移动的家长”。梁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各位队员说：“我们代表的是中科院，我们是国家队，一定要做专业的事。” 

　　梁红斌在调查麦蚜（1999年·新疆） 

　　梁老师对工作的痴迷和认真工作的态度总是让我们肃然起敬。即使戴着一副500多度的眼镜，也丝毫不影响他的识虫本领，许多次我们跟在后面还在找虫时候，他已经抄起网子告诉我们不要乱动了。梁老师会为了寻找负泥虫而疯狂寻找薯蓣、菝葜和一种特殊的姜科植物，有时候即使是在植物背面，通过阳光照射的阴影，梁老师依旧可以判断出哪里有虫。 

　　梁红斌在调查负泥虫（2000年·新疆塔城） 

　　他有极强的野外统筹和规划能力，每次的科考线路和行程都安排得非常完美。在野外，他总是那个最晚睡觉、最早起床的人。一天24小时被他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几乎都处于工作状态。不管到哪个地点采集，他都会第一个冲到最前面；在没有路的地方，他就会用小锄头“开道”，在前方给我们开辟出一条能让大家安全通过的道路。 

　　图：独龙江路（2000年·云南贡山） 

　　野外作业很辛苦，深夜整理完标本，我们都疲惫不堪地去休息了，他却总要和当地人坐下来攀谈，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路况信息甚至风俗文化。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能决定接下来采集的成败，也关系到团队的安全。尤其是西藏这样生态原始、地广人稀、奇珍异兽众多的地方，隐藏着很多危险。梁老师就像一剂“镇定剂”，又像是我们的“保护神”，夜晚灯诱有胡蜂出现时，他总会让我们退后，再拿出30厘米长的大镊子，将胡蜂小心夹取抛入酒精瓶中。 

　　丹珠野营厨房（2000年·云南贡山）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梁老师累计野外考察40多次，行程20万公里，他走过的科考路加起来能绕地球5圈，足迹几乎覆盖了所有可及的昆虫多样性热点地区。他在野外的每一个脚步，拿着小锄头每一次披荆斩棘地挥舞，都是他对动物研究对他所研究的领域的使命。 

　　征程—— 

　　2009年，梁老师和队友们第一次踏出国门野外科考。七月的蒙古国，奥恩河的源头，风雨交加，寒意逼人，他们在一个牧民废弃的房子里做标本，冻得瑟瑟发抖。晚上风大，扯破了帐篷顶，将外帐吹到了树上，大家只能躲在车里睡觉。梁老师和队友们不辞辛苦、兢兢业业，他们知道，这支队伍不仅代表动物所、中科院，更代表了整个国家。如今，这支科考队已踏遍中亚各国，为进一步扩充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也把中国科学家的精神和理念播种到了更广阔的土地上。 

　　防蚊措施（2011年·蒙古国） 

　　最让梁老师自豪的是，他每一次野外科考都会建立临时党小组和党支部。2001年到2021年的二十多年里，梁老师担任党总支书记的动物进化与系统学重点实验室，成立了20多次野外考察临时党组织。从大江南北到“一带一路”，无论身在何方，党旗都一直在高高飘扬。 

　　西藏科考临时党支部（2021年·西藏） 

　　在一次外出科考中，梁老师与我攀谈时得知我还不是党员，就语重心长地说：“作为知识分子，你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啊。”我才意识到，梁老师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正是时时刻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而我，也成了他在祖国大地上发展培养的十多名年轻党员之一。 

　　“特别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党支部就是旗帜，就是冲锋号，最繁重的工作必须党员带头，最危险的工作必须党员承担。”这是梁老师自觉承担的使命，也是他砥砺前行的征程。 

　　梁红斌在塔吉克斯坦（2014年） 

　　梁红斌和队友在多雄拉跋山涉水（2015年·西藏墨脱） 

　　20多年过去了，从新疆到西藏、从甘肃到海南，从武陵山到大别山，从云南到南岭，从广西到川西、从中国到世界，梁老师的野外科考之路还在继续着，也会一直继续着。 

　　一生干一事，一事终一生。梁红斌老师永远在披荆斩棘的科研路上前进。 

　　作者：王潇 李天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