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学章节：《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五章第四节：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

领学同志：胡阳，张红霞，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职工党支部  

【摘　　要】

　　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顺利实现。党领导人民继续前进，需要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此时，朝鲜停战谈判已基本达成协议，战争可望不久结束，这表明我国已具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党及时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是国家工业化。同时，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形成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上来，迎接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高潮。“一五计划”也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党史故事】

西迁! 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 

　　时间回到1955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新中国工业建设方兴未艾。这一年的4月，出于工业建设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决定。一呼而百者应。1956年，数千名交大师生员工与家属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坐上了西行的专列，从繁华的大上海奔赴艰苦的大西北，满腔热情地投身于西部的开放建设中去。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掀起了高潮。 

　　西迁的交大人中，有著名的学科带头人、教授，也有讲师、助教、管理职员、技术员，还有炊事员、理发师、花工等后勤服务人员，甚至包括酱菜厂、煤球厂的工人。据统计，交大西迁中，学校17位党委委员中有16人迁到了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等占教师总数70%以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有着相对不错的生活。西行，意味着放弃所有这一切，从头来过。到底是什么力量和信念，让这些交大人毅然决然做出了西迁的决定？答案早已写在了西迁专列的车票上。“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这十个大字揭示了西迁创业的主题。 

1959年，西迁后的交通大学校园一景

　　我国“电机之父”、钱学森的老师钟兆琳，迁校时已50多岁，夫人卧病在床需要照顾。周恩来同志曾提出，钟先生就不必去西安了。但钟兆琳却婉拒了。他将妻子安顿在女儿家，孤身一人来到西安，过上了每天吃食堂、住宿舍的生活。 

　　我国自动控制与电子工程领域的奠基者沈尚贤，不仅自己带头报名西迁，还动员妹妹沈德贤一家到大西北创业。在他的感召下，妹夫陈国光也毅然放弃在上海的工作，随交大西迁，成为无线电系的教师。 

　　时年66岁的沪上名医沈云扉，作为西迁中最年长的工作人员，不顾彭康校长的劝阻，与侄子一同奔赴西部，投入学校医务所的建设。他的词作“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令人动容。 

　　回忆当时迁校的情景，西迁老教授卢英烈觉得用“争先恐后，积极踊跃”这八个字来形容最合适。“每个西迁人都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都经历了一场‘大我’与‘小我’的博弈。对每个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付出，还影响到以后的几代人。”卢英烈记得，西迁时，交大校园里流传着三句感人至深的口号。第一句是“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第二句是“党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第三句是“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西迁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激励人们在国家利益与个人生活冲突时，自觉以国家需要为重、以民族大义为念，舍小家顾大家，在国家发展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员网）

【学习体会】

　　学习了这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党史材料后，最大的感触就是要勇于开拓、大胆创新、敢为人先。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严峻地国内形势，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均来源于当时历史阶段下，党的大胆突破和开拓创新精神。不仅明确指明了当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同时也制定出了合理可行、扎实高效的大规模发展计划。 

　　同时，艰苦奋斗精神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体现，无论是“一五”计划取得的瞩目成就还是西迁带来的科技发展高峰都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用鲜血和汗水在艰苦奋斗中换来的。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枚导弹都不能造”到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民生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1956年7月，中国第一批国产汽车——“解放”牌载重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