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学章节：《中国共产党简史》第六章第二节：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领学同志：刘景、黄淑丽，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与研究生党支部 

【摘　　要】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和思想混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大的波折。这警示人们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将难以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将难以进行。在国内，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出现冒进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领导工作中还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一些地方出现少数群众闹事等不稳定情况。面对这些复杂的新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为后来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史故事】

 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1957年2月，面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时出现的复杂新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的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这一论断第一次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民日报1957年2月27日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他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强调：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毛泽东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1957年4月27日，根据党的八大精神和党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决定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希望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政治局面。然而，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也出现了许多复杂情况。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党认为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在国际上，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1957年冬季，全国掀起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由于党对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违背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违背了经济建设的所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引发严重的浮夸风。与此同时，1958年8月，中央作出《关于再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搞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务和劳动力，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党中央很快在1958年秋冬间开始发现问题，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领导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作了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得到初步遏制，形式开始有所好转。这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得到一些新认识，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但是随后出现的“反右倾”斗争、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使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1960年11月，面对严重经济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研，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坚决纠正“共产风”。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上这两件事，标志着“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1961年3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十六条），以系统解决人民公社问题。同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同时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强调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对于恢复和建立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分别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盲目性，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研究，弄清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并提出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这次大会前后近两年的调整，从1963年夏天开始，各项建设事业呈现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依靠党和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得到改变。 

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起 

　　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党适时提出的新的奋斗目标。“四个现代化”从此成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

【学习体会】

　　195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此时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致使党的探索道路受挫。同时，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我国经济建设出现急躁冒进倾向，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党的探索道路接连受挫，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各领域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尽管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曲折，仍然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那些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等；那些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我们走在大路上》《东方红》等；还有那些在艰苦岁月中，与自然灾害做斗争的感人故事，它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属于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精神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