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中国，除了核物理和急性传染病研究，其他科研都已基本停顿。为了继续开展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孙儒泳恳求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的领导批准他加入对抗鼠疫的工作。

　　从1973年起，孙儒泳在祖国的边疆地区开展鼠疫的疫源地调查和灭鼠拔源工作。艰苦奋斗了4年，他却对“灭鼠拔源”产生了怀疑：“物种种群的动态和物种的死亡或新生，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采取正面进攻、人工杀灭的方法，往往会使种群繁殖更多和恢复更快。防治鼠疫最紧要最好的办法是进行鼠疫疫源地调查，进行鼠间鼠疫流行病预报，以及切断疫菌与人接触的渠道和加强人间鼠疫的防治工作。”

　　在那个年代，他的思想和言论都是超前的。而在当下，一场大疫迫使人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刻，孙儒泳的这番话仍然发人深省。

　　新中国的第一门动物生态学课

　　2020年2月14日，93岁的孙儒泳在广州溘然长逝。这天北京的大雪纷纷扬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德华站在窗前，看着鹅毛般的雪花落地而融，泪水也禁不住潸潸而下。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时节，他无法南下送别。

　　1990年，王德华考上了孙儒泳的博士，研究小型啮齿类动物的生理生态学。“那时，全中国能招哺乳动物生态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只有孙先生一人——他是中国动物生态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动物生理生态学的奠基人。”

　　1953年，孙儒泳赴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师从前苏联著名的动物生态学家尼古拉·巴夫洛维奇·纳乌莫夫教授。1958年，他学成归国，回到对自己有栽培之恩的北京师范大学。

　　1961年，北师大通知孙儒泳开授动物生态学这门课。这不仅是孙儒泳在前苏联留学时的术业专攻，也是新中国前所未有的一门课程。得到这个机会，孙儒泳惊喜之余，也意识到了其中的挑战——当时全国都没有合用的教材。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生态学尽管原理全球相通，但各国动物区系不同，环境也大有差异，甚至有天壤之别，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规律的生态学教科书，也应该各具特点。”

　　反复思考后，孙儒泳决定从头开始，利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编写讲义、编写实验指导，并筹建相关实验室。当时系里给孙儒泳配备了一名助教并拨了少量启动经费，也分给他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单人宿舍。他就在这一方斗室里，翻阅文献，记录笔记，为每周两小时的课程做足二三十个小时的准备。

　　偶尔有同事到访，看到桌上、凳上、床上到处都是翻开的书，几无立足之地，都目瞪口呆、叹为观止。

　　经过两年教学，生态学讲义初步完成。孙儒泳将讲义发往国内其他生物系，再进行新一轮的交流修订，最终让国内第一本动物生态学教材得到了生物学界的一致认可。

　　70年代后，生态学从宏观统计向微观机理深入发展，在世界上已渐成风气。孙儒泳敏锐把握住这个趋势，带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团队率先向微观生态学进军。微观的机理研究往往需要先进的仪器设备，学校没有，他就带着学生去其他科研机构借用，甚至还指导学生设计制作替代设备。

　　与此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拓展着生态学的疆域，打开了水生动物生理生态学、动物行为学、保护生物学等诸多领域的大门。

　　直到步入古稀之年，孙儒泳还进一步开拓出了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系统服务等新兴领域。

　　“孙先生的年岁不断增长，但学习和探索的热情从未消退，始终走在学科发展的最前面，为中国的生态学研究开辟着道路。”孙儒泳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牛翠娟说。

　　中国动物生态学的“圣经”

　　年轻时为备课和编写讲义积累的大量素材，成了孙儒泳后来著书立作的宝贵财富。

　　1977年，全国科教界百废待兴，成都召开了高等院校生物教材会议。会后，孙儒泳便投入了多所高校合编《动物生态学》教材的工作。此后，孙儒泳继续总结教学经验，参考各国生态学教材，也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编写出煌煌90万言的《动物生态学原理》。

　　孙儒泳曾回忆，这本书刊行前，他积累的活页纸笔记就厚达一尺多高，卡片盒也用满了三四个，“一笔一划硬是用手写出来的”。

　　《动物生态学原理》于1987年出版，被台湾《中国时报》组织的专家评选推荐为大陆十本重要著作书之一，后来又分别获第二届全国高校教材全国优秀奖和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这本书后来几经再版，几乎成为国内所有动物生态学学子的入门必读书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生态学人。

　　“这本书可谓是中国动物生态学的‘圣经’。”王德华说，“90万字巨著，数十年积累，一人独立完成——这在当今看来，几乎无法想象。”

　　而这样一本厚重的大书，读来却完全不显艰涩：“有限的环境处于不断恶化的困境之中，这是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的问题。但是对待环境问题却不能持宿命论的观点……我们应该相信人类的智慧和力量，依靠科学和技术。”

　　娓娓道来的笔法，明白如话的风格，就像先生仍站在七尺讲台上，把毕生所学讲给莘莘学子听。

　　孙儒泳对我国生态学教学的推动作用，还远不止于此。他参与主编的《基础生态学》、《普通生态学》都被国内高校普遍采用；他负责的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他撰写和参与撰写的专著、译著、高校教材等有16部。即使在近80岁高龄时，他还主持翻译了国外的先进教材《生态学》。

　　2012年，孙儒泳不慎摔倒，脑部受伤。学生们纷纷去探望，但他已经很难辨认谁是谁了。有一次，牛翠娟带着再版的生态学教材，连同一些水果补品去看他。孙儒泳看到其他礼物都没什么反应，直到牛翠娟拿出那本教材时，老先生眼睛一亮，拿过来就不再放手，来来回回地翻看。

　　这一幕让牛翠娟深受触动：“他实在是我平生见过最爱生态学的人。”

　　把生态理念播撒向中国大地

　　生态学在中国是一个起步较晚的学科。80年代孙儒泳撰写《动物生态学原理》时，还笑称“生态学”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汇。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初启，国内处处生机萌动、朝气蓬勃。然而此时，全球环境恶化的危机也在逐渐凸显，“粮食、人口、资源、能量、环境”五大问题迷雾重重、困扰不断。“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明天”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在这种光明与危机交织的时刻，中国生态学会在昆明成立，马世骏教授被推选为生态学会首任理事长，孙儒泳则当选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后任中国生态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主要负责生态学的教育和科普工作。

　　“孙先生不仅在把生态学引入中国、引入课堂的过程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对生态学走向中国社会，深入国民人心，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孙儒泳的学生、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曹振东说。

　　担任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期间，孙儒泳在党政干部间开展了生态学基础知识的普及教育，还主持撰写了一本《生态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干部学习课本，这本书后来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

　　“这次科普活动的意义绝非一个奖项所可涵盖。”孙儒泳后来回顾道，“事实证明，一旦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认识和掌握了生态学基本理论知识，并在决策和管理中加以实践贯彻，就必然会减少许多短视和失误，也将会给社会带来福祉。我们的天空将会更加蔚蓝，我们的大地将会更加花红木翠、水清山碧。”

　　2007年，孙儒泳捐出自己50多万元的积蓄设立了一个助学基金，资助对生态学有重要贡献的年轻师生。

　　“有人可能会觉得，50万元对一位院士来说并不很多。但孙先生一生清正节俭，收入的确不高。”牛翠娟说。

　　如今，“生态学”、“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等词汇早已脍炙人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美丽中国”等观念和表述也逐渐深入人心。这离不开一代代中国生态学家的研究教育和科普推广，也断然离不开孙儒泳等老一辈生态学人的开拓进取和播散火种。

　　一生丹心寄绿野，如今白首归青山——斯人已逝，春天还在路上。在这个特殊的时节，我们怀念先贤的最好方式，或许就是再次认识生态文明的价值，全力赢回一个海晏河清的生态中国。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图片来源于王德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