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31日电 2018年，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成立40周年，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主题为“协调人与生物圈 保护生命共同体”的会议和展览。新华网就“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实施的现状等问题对我国第一次参加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的代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永林进行了采访。陈永林长期从事昆虫生态学研究，并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访谈中，他对蝗虫的相关知识也进行了相关科普。

　　新华网： 2018年是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成立40周年，您认为“人与生物圈计划”有什么意义？

　　陈永林：我第一次接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是在1973年。“人与生物圈计划”很重要，人是生物圈的一部分，“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宗旨是探索人与生物圈如何和谐相处。

　　我国于1973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同年4月在法国巴黎，在代表团团长简焯坡的带领下，我和金鉴明、张冲理代表中国参加了人与生物圈计划第二届国际协调理事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人与生物圈计划”会议，也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第一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自然科学的专业会议。1978年，中国成立了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和日常机构秘书处。40年来，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和秘书处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科学家、专家和学者满怀热情参与了“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科学院等相关单位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

　　从第一届国际协调理事会开始，“人与生物圈计划”就明确：人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将有关生态学的研究计划与人类发展的世界性问题相结合；将分散在全球的研究项目构成网络与研究、培训和教育相结合；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相结合。以上这些是“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核心理念和内涵。“人与生物圈计划”倡导政府、决策者、科学家、生产者相互结合，共同参与。“人与生物圈计划”强调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特别是生态学，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进行保护与合理利用。

　　“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今天中国的意义在于改善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科学、合理地可持续利用生物圈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多样性，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新华网：1993年，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创办了《人与生物圈》科普杂志，对于这本杂志您怎么看？

　　陈永林：《人与生物圈》杂志办得很好。

　　《人与生物圈》杂志自1993年创刊以来，一直致力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宣传和推广。1999年正式公开发行，内容逐步涉及了“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方方面面，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精彩专业的第一手图片和来自一线的真实案例文章，都是广大读者所期盼的。希望加强宣传力度，扩大读者面，让更多的人了解“人与生物圈计划”，包括大、中、小学生。

　　新华网：您曾经长时间从事蝗虫的研究工作，那么，一般哪些地区容易发生蝗灾？

　　陈永林：我是从事昆虫学研究工作的，研究过蝗虫、粘虫、棉花害虫等。有害蝗虫是少数，大多数蝗虫是无害的。在国外，成灾危害最大的蝗虫是非洲飞蝗。在国内，有害的主要为东亚飞蝗、亚洲飞蝗、西藏飞蝗、西伯利亚蝗、亚洲小车蝗等蝗虫。

　　在历史上，我国黄淮平原是蝗灾发生最多的地区。在近代的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省都暴发过十分严重的蝗灾。在我国造成危害最为严重的是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的大发生也都曾导致了重大灾害，群居型飞蝗引发的灾害非常大，新疆西伯利亚蝗（群居型）的大发生曾经导致了严重灾害。

　　新华网：在您看来蝗虫研究和防治需要注意什么？

　　陈永林：我们研究灭蝗和治蝗，灭的是蝗灾，治的是蝗害，并非要灭掉蝗虫，也不可能消灭所有的蝗虫。

　　蝗虫又叫螣，蝗虫也有它们的圈，可称之为“螣圈”。蝗虫也是生物圈的一部分，蝗虫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属于初级消费者。蝗虫在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中也有其独特的作用，它是植食性昆虫，可将吃下去的食物变成碎屑，排出的粪便可分解成无机元素，而后加入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之中，其中有些元素是自然界中的稀有元素。蝗虫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完全消灭蝗虫将会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平衡。事实上，有些蝗虫有孤雌生殖的特性，是无法消灭的。蝗害和蝗灾的成因有天灾，也有人祸，与人有关，与生物圈有关。这也是研究蝗虫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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