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丽妃 

　　“在地球上大约800万种动植物物种中，有多达100万种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其中，许多物种将在未来数十年内灭绝。”5月6日，联合国在法国巴黎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这一危险趋势作出预警。

　　这份集合了50个国家400名专家历时3年撰写的报告，由联合国框架下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发布，是自2005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发布以来，对全球自然环境最全面的一次评估，它呼吁人类社会为应对危机而彻底转变。

　　“由于生态系统、物种、野生种群、当地品种与驯化植物和动物的品种正在萎缩、恶化或消失，地球上重要的、相互关联的生命网络在日益变小、凋敝。”该报告联合主席Josef Settle说，这种损失对世界所有地区的人类福祉构成直接威胁。

　　对此，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豁说，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丧失，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巨大挑战。所有人和所有行业都要充分动员起来。

　　史无前例的衰退 

　　全球范围内，自然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衰退。《报告》指出，当前，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过去1000万年的平均值高几十到几百倍，并且正在加速。自16世纪以来，至少有680种脊椎动物已经灭绝。自1900年以来，大多数“主要陆地栖息地”的本地物种的平均丰度至少下降了20%。超过40%的两栖动物物种、近33%的造礁珊瑚和超过1/3的海洋哺乳动物面临灭绝危险。

　　很长时间以来，不少科学家预言第六次生物集群灭绝的发生。“科学的论证已经很明显，我们正处于第六次大规模灭绝之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公众福利中心主任Dominic Waughray说，“我们不能再延续往常的做法。”

　　当前的物种加速灭绝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报告》指出，过去50年有五大因素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了影响：土地和海洋利用的变化、直接利用生物、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在这些因素中，最严重的是人类通过农业、渔业、伐木和城市化改变了陆地和海洋的使用方式。

　　相比工业化之前，人类活动使75%的地球陆地区域和66%的海洋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湿地。1700年至今，全球湿地已流失83%，森林也在加速减少，热带地区的状况尤为严重。

　　在海洋开发方面，由于过度捕捞，主要海洋鱼类种群正在消失。2015年，全球33%的鱼类资源以不可持续的方式被捕捞。对此，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ashid Sumalia呼吁：“为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全球数十亿人的粮食安全，政府应停止为对环境有害的渔业提供补贴，据估计，目前这一补贴每年可达200亿美元。”

　　气候变化也在加剧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报告》发现，在2℃变暖情景下，具有灭绝风险的物种的比例预计为5%；而在升温4.3℃情景下，这一数值为16%。限制升温1.5℃的政策最有可能保护尽可能多的生物多样性。

　　IPBES报告显示，在现有轨迹下，全球将难以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无法达成2020年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并且将错失80％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深入展现了全球生态危机的紧急性，特别强调了自然退化对人类福祉的巨大影响。如果不实施变革性变化，生态衰退将持续到2050年以后。”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解焱说。

　　转变的“支点” 

　　“大家对《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执行现状是有一点沮丧的。”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植告诉《中国科学报》。他解释说，一方面，该公约提出的很多目标没有办法进行量化衡量，削弱了执行力；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目标中特别强调的“主流化”并没有实现，相关挫折也与之有关。

　　据悉，CBD于1993年底生效，旨在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基于此以及全球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于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通过了2011年至2020年十年期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蓝图，即“爱知目标”。但是持续的全球评估显示，至今绝大多数目标并未实现。

　　吕植表示，大家对IPBES报告的期待是能够用更加定量的数据说明问题。而新报告不论是覆盖的广度，还是阐释问题的深度都“值得欣慰”。特别是，《报告》突出了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现在，社会对气候变化的认可度比生物多样性要高得多。但最终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上。突出这一点也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目标的主流化。”吕植说。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有很多共同之处，欧洲气候基金会首席执行官Laurence Tubiana表示，新报告证明，只有拯救自然，才能拯救气候。

　　“6个月前，IPCC 1.5℃特别报告说明了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的必要性以及未能控制在该温度以内的危险；6个月后，政府和科学家再次发出紧急警报。”Tubiana说，“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转型变革，将把人类和自然置于危险之中。”

　　“新报告以过去50年乃至更长时间内自然世界的变化为基础，提出通向可持续的未来路径。”《报告》第五章作者、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告诉《中国科学报》，“未来路径”是在考虑不同类型的情景下，提出为达到可持续目标而确定的支点和措施。

　　关键在于行动 

　　问题的关键是全球各国和全社会如何积极采取行动应对变化。对此，解焱认为，过去30多年，自然保护始终只是少数人的工作，绝大部分民众并不关心，即使有大量报告说明危机的严重性，也不足以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对此，我认为《报告》未能给出非常有说服力的建议。如果缺乏让全社会主动参与的机制，保护界做再多的工作都只是减少一点问题的严重性而已。”

　　解焱认为，当前大部分国家尚未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自己国家人民长期生存的意义。CBD强调各个国家的国际义务，但应当让各国首脑充分意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保护全体国民生态安全的义务，这样才可能调动各国的政治意愿。

　　“我们是能够拯救生物多样性的最后一代人，从现在开始做出改变为时未晚。”王豁说。他也认为，充分发挥大众参与保护的作用最重要。从行动上看，尤其要关注人口密集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重要的是要创新保护地形式。比起“量”，保护地更应该关注“质”。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能仅聚焦在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划定保护区，把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相反，应以实效为导向，并把重心往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转移，动员更多利益相关方。”王豁表示。

　　此外，还需要系统行动达成下一个10年周期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在王豁看来，2020年后的生物多样性框架，不是CBD一家的框架，需要各个国际机构、国际公约之间协同增效。

　　放眼未来十年 

　　虽然“爱知目标”的蓝图尚未全部实现，然而，一个新的10年目标——2021年至203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将于明年在中国昆明召开的CBD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上诞生，将延续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在科学与决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为COP—15作准备，本次大会将为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执行期画上句号，为2020年后聚焦于生态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制定方针，以期为人类、地球，以及全球经济带来多重效益。”CBD执行秘书和联合国助理秘书长Cristiana Pasca-Palmer说。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备受关注。解焱表示，2017年以来，无论在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还是濒危物种保护方面，中国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建立自然资源部使各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合并成为完整的体系，各省份生态红线的划定使自然保护区管理受到有史以来最严格的督查。中国应当凝练这些成果，带动其他国家的政治意愿，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以及COP—15，将中国的经验传递出去，为国际社会提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方案”。

　　“COP—15是中国第一次承办CBD的缔约方大会，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充分展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就、经验和决心，在新的10年战略目标中融入中国元素。”薛达元说。

　　他认为，首先，中国需要宣传和推广自己的生态理念，如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等，这些都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思想；其次，中国需要增加资金，投入国际履约行动，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最后，中国需要培训大量国际型生物多样性人才，输入至相关政府间机构和国际组织，担负更多更大的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