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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父亲, 乡亲 ,抗战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5-07-15    【字号:

  我的故乡在河北省乐亭县,属于东北到华北的咽喉——冀东的一部分。我的故乡情缘源于我的父母的言传身教和我的童年生活。   

  我出生在1938年,那是中华民族十分危机的时候。那年十月,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冀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冀东抗日大暴动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李运昌司令员。我的父亲李海涛是本县抗日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当年26岁,暴动后被任命为冀东抗日联军第十总队队长。冀东人民的胜利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参加暴动的人数有20余万人。党中央、毛主席曾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在部队奉四纵命令离开故乡往平西转移时,遭到敌人阻截追击而受挫。   

  父亲和部队离开家乡后,家人都不知其去向。但往日的平静生活改变了。一天,鬼子的飞机在我家院子里扔下一颗炸弹,炸死了两位正在我家工作的青年雇工;接着因汉奸告发,我的爷爷被鬼子抓走,严刑拷打逼问我父亲的下落;敌人悬赏要李海涛的人头;大黑坨的爷爷家被鬼子抄家和查封。一家人各自逃亡。当时我在母亲腹中已经七个多月了,由于我家的身份暴露,母亲在家乡已无藏身之地,不得不历尽艰险离开故乡,在亲友的陪伴下到东北去投亲靠友。   

  我出生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哈尔滨。那里有我的大爷李瑞景。他和许多乡亲一样,早年闯关东,和俄国人做贩牛生意积累了些资本,后来开了酒厂,并在家乡盖了房、买了地。他是一位开明绅士、善良的爱国者,1924年他曾帮助李大钊秘密出国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抗战时期曾为我冀东情报站提供经费。他在哈尔滨给我们租了间房子,我就出生在那里。   

  但当时我们没有合法身份,在日本人残酷统治下是“黑户”,大爷家也不能久留。过满月三天,妈妈就带着我和哥哥们离开了哈尔滨逃难到奉天(即今天的沈阳)二姨家。后来又到长春我二姑家,二姑父叫张庆和,曾留学日本,当时公开身份是伪满军官。实际上我二姑李玉贞和他都是我冀热辽军区的情侦人员(1943年秋转归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直接领导)。日本投降后,由李运昌司令员把张庆和的关系移交给苏军长春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周保中。后来由于敌人的离间,有关方面认为“当时由于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张庆和又身居要职,有关组织对他很不放心,……1947年冬初在佳木斯将他处决。”我二姑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她和二姑父的冤案1992年才落实政策平反昭雪。(详见《长春市志》)。   

  当年我们在他家避难时,连妈妈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因为是亲戚才投奔去的。他们不避危险保护了我们。但那里也不能久住。妈妈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到沈阳二姨家。妈妈多么思念自己的家乡啊!可是,国破家何在?有家不能回。妈妈带着我们在东北过了五年的逃难生活。   

  直到1943年抗日战争度过了最严酷的阶段,家乡成为游击区,父亲和八路军又回到故乡,父亲担任昌(黎)乐(亭)联县书记兼县长,又在领导家乡人民的抗日斗争,乐亭广大农村已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我们才回到故乡。1944年冬至1945年秋,父亲担任八路军晋察冀第17地委书记兼17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仍是活动在家乡一带。我们就跟着爸爸和敌人打游击。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在那个村。我们生活在故乡人民中间,住在老百姓家里,吃在老百姓家里,有时和老百姓一起跑敌情。乡亲们待我们似亲人。真是鱼水之情啊!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和故乡人民建立了血肉的关系。父亲去世后,哥哥在回忆文章中对抗战时的故乡作了如下描述:   

  “当妈妈带着我们兄妹回到离别五年的家乡时,我感到像到了一个新世界。不但我们的地位变了,而且我们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变了,气象焕然一新。虽然仍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中,看到的都是武装的人们,凶恶的敌人还在相距几里以外的据点里,但我感到比以前安全多了。人们脸上洋溢着自由的欢笑。家乡正在演出一场为自由而战的历史活剧。”  

  “抗日军民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敌人的力量越来越缩小。共产党、八路军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和领导人民对敌斗争和生产、生活,深得民心。鬼子盘据在县城和几个镇里,虽然还想以征服者自居,但已是白日做梦。百分之九十多的中国老百姓跟着共产党、八路军。由于统战工作的深入,不同阶层的中国人都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连许多村的伪保长也是表面上为日方工作,实际上听八路军的。老百姓把自己的粮食送交自己的部队八路军,鬼子和伪军来了,老百姓就都跑光了。鬼子扫荡,抗日军民就以反扫荡对付他。……由于有人民的支持,八路军如鱼得水,日伪军到处碰壁。八路军纪律严明,不但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为百姓谋利益,实行减租减息,鼓励发展生产,使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八路军每到一村,都是住在老百姓家里,老百姓烙饼炖肉像过节一样招待。特别是小孩子们像过年一样乐。跑来跑去看八路军练兵、开会,学唱革命歌曲,玩耍游戏。军人们像到了自己家,大爷大娘叫得和气可亲。又挑水,又扫院子,帮房东干活儿。八路军吃老百姓的饭给钱,给粮票,粮票到秋天可以顶公粮。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没有对老百姓乱收费的。老百姓拥护八路军,信任八路军,八路军和老百姓真正是一家人。”在我的记忆里,故乡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   

  故乡军民不怕牺牲,英勇机智地对敌斗争,谱写了无数壮丽诗篇。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要热爱人民,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都是人民养活的。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父亲还给我讲过两个令他终生不忘的真实故事:两个都是老百姓保护八路军伤员的事。可惜时间太久,我已经记不起地名和人名了。一个是:一次,鬼子扫荡时,一位八路军伤员隐蔽在一个村里。鬼子把全村人赶到场上,逼着交出八路军伤员。全村人没有一个说话。鬼子把保长绑在大树上,用刺刀对着他的肚子,威胁如果再不说就捅他的肚子。老百姓还是没人说。这位“伪”保长也是一位老农民,表面上听鬼子的,实际上是爱国的,拥护八路军的,当时这种村政权叫“两面政权”。八路军的伤员就是他和乡亲们藏起来的。只要他说了,就能保住他的性命。可是他没有说。鬼子把刺刀扎进他的肚子,他还是不说。鬼子问一句,刺刀进一段。他硬是说“不知道!”。他宁可自己死,也要保护子弟兵伤员。他就这样光荣地牺牲了。父亲说他当时很感动,还为此写了一首诗,登在战地小报上。另一个故事是一位妇女掩护八路军战士的事。一位重伤员隐蔽在一个年轻媳妇家里。敌人来搜查,她让伤员穿上她丈夫的衣服,躺在炕上。她对敌人说这是自己的丈夫病了。敌人不信,让她和他亲嘴,她就亲了。骗过了敌人,保护了八路军战士。父亲说:“这个妇女很了不起。因为当时社会还很封建,她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这说明当时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热爱和拥护是发自真心的,毫无保留的。这就是民心!这正是共产党、八路军能战胜日本强盗的根本原因。1966年文革开始时,父亲又将这两个故事写出来想发表,但没有如愿。我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长大的,我从心底觉得我的家乡可爱,人民可敬。我想,这就是我永生不忘的故乡情的渊源。   

      1945年父亲奉命随冀东部队第一批出关,解放东北。被李运昌司令员任命为黑龙江边防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和党委书记,派他去接收齐齐哈尔。(当时我是随军家属)他率领部队正向北奔袭,走到半路,突然又接到新的命令,让他把部队交给派去的同志,他回东北局另行安排工作。现在知道,当时林彪到东北任司令员后,打报告给东北局对冀热辽部队极尽污蔑。李运昌由第一把手变为第三把手,并被派到热河,李部十余万人成建制由林彪收编。(参阅《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4卷第197页)。我父亲作为冀热辽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之一,自此被剥夺了军权和发言权。但他生性耿直,好坚持真理,敢于直言,在工作中常提出不同意见,或许还有二姑夫被错杀的原因,在此后几十年里历尽坎坷,受到一连串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处理,乃至严重迫害。但他始终没有动摇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都是服从组织安排保留个人意见,不计个人得失,在不同的岗位忠于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和错误路线及不正之风进行了一系列不妥协的斗争,始终按照共产党的宗旨为劳动人民谋利益。   

  1958年,当极左思潮在全国蔓延,“共产风”猖獗时,他得知许多农村干部在形势压力下,虚报产量,各家砸锅“炼钢”,各村吃大锅饭时,极为担忧。在家里,小孩子吃饭掉几个饭粒他都要厉声训斥:“你们知道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吗?”此时,他因在林业部计划司、劳动工资司工作中坚持正确意见,而被错误批斗。但他不肯屈服,在极度无奈的情况下,他曾提出“退职回乡当农民”,可是没有被允许。同年十月,被错误处理并“下放”云南。从此,远离了家人,远离了故乡。   

  1959年我考入大学,父亲给我来信教育我:“你要好好学习,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不要为得红旗而说假话。”他还说:“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农民。”(我理解是指“共产风”——见《党史二》)我感到这是他发自肺腑的呐喊,他心中一定是惦念着那些和自己同生死共患难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乡农民,淳朴的父老乡亲。   

  1960年,父亲让我带着从未回过老家的小妹妹回故乡,了解家乡情况。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农村一片萧条景象。大牲口数量很少,而且骨瘦如柴,有气无力;人们吃不饱,营养不良,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可是,在我们从汤家河张各庄步行前往大黑坨村路过一个小村庄时,看到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大娘在瑟瑟寒风中站在柴门外。她见我们姐俩穿着灰色旧棉大衣匆匆赶路,竟热情地招呼我们:“到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我们谢绝了,但是心里十分激动。家乡的人多么可亲呐!莫非她把我们当成当年的子弟兵了么?多么好的人民哪!人民受苦了。那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呀!可是人民没有抛弃我们。这件事铭刻在我的脑海,总告诫我共产党人要对人民负责,任何时候不能头脑发热。   

  “文革”中,父亲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险些被打死。在被押往思茅(在中缅边界)前,他悄悄对弟弟说:“如果我死了,一定不是自杀。”他受了那么多磨难,可是从未对群众的多数失去信心,从未对自己奋斗的理想有过动摇。从未对党的正确路线的胜利失去信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父亲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被撤职21年后,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担任了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他对改革开放后,家乡人民生活的好转感到欣慰,为粉碎四人帮后党内生活走向正常而高兴。但仍对党的作风廉洁保持高度警惕。1983年为撰写冀东抗战历史他开会到家乡,唐山市委设宴招待老同志,宴席很丰盛。父亲当面批评说是违反中央四菜一汤的规定。他为我们党的干部大吃大喝而愤怒,以致当场心脏病复发。他一生中心里只有人民和党的纪律,严以律己,嫉恶如仇,而又深深地爱着人民。直到1997年去世。(退休干部 李幼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