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成立40周年，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主题为“协调人与生物圈 保护生命共同体”的会议和展览。新华网就“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实施的现状等问题对我国第一次参加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的代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永林进行了采访。陈永林长期从事昆虫生态学研究，并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访谈中，他对蝗虫的相关知识也进行了相关科普。
上世纪90年代初，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蒋志刚踏上青藏高原，决定在青海湖边守护这些普氏原羚的时候，它们的个体只剩下不到300只。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在蒋志刚看来，它们的濒危程度甚至超过了藏羚羊和大熊猫。“普氏原羚还能够生存多久，尚难定论。该物种很可能在我们了解其生态、进化和遗传特征之前，即从我们这个星球上永远消失。”
经常会有人质疑：中国有数百种濒危级野生动物，以大熊猫在生态系统上的地位，是否值得我们付出如此大的努力？答案是肯定的。在人力、物力、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每一种珍稀物种分门别类保护，不仅会分散技术和力量，保护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伞护种的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我喜欢发呆，愿意自由想象好奇的事情。所以，只要有利于我发呆的事情，如喝咖啡、喝茶、走路上班，我都尽量满足自己，尽力偷得少许闲。 出去开会，做完自己分内的工作，尽量留足发呆的时段，随心随意随想。思路无边，自由自在。野外工作是最佳的时段，可惜现在少了很多。好在家离单位近，慢走30分钟左右。可以穿过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一个小角，正是发呆遐想的好机会。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执委、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指出：“自然保护地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野生动物，特别是飞行动物，会经常造访保护地周边地区。自然保护地的保护非常重要，但是其周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要对保护地友好，否则自然保护地的保护效果将大打折扣。”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并重申“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这些关乎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一系列举措，必将把“生态的价值”，提升到有史以来最高的水平，也必将给生态补偿，争取到更多的社会探索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