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志先生是我国生物学界著名的前辈。远在三、四十年以前，他大力倡导我国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做出很多贡献，为发展我国动物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他钻研业务，到老勿衰。不久前我还收到他一篇最近发表的论文，几个月前我在北京还看到他几次，他虽已年届八十高龄，精神仍矍铄如常，想不到讣告传来，竟这样迅速。秉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动物学界的一个巨大损失。 

　　秉先生有高度的爱国热诚。在旧中国，反动统治阶极对外奴颜屈膝，丧权辱国，对内吮吸民脂民膏，血腥镇压人民革命，对此秉先生疾恶如仇，非常痛恨。他不但自已从未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权贵有过任何联系，而且经常劝告或教导他的朋友和学生，要坚决杜绝与这些狐群狗党的一切来往。 

　　新中国成立以来，秉先生始终兴高采烈，一贯拥护党的方针政策，拥护社会主义。解放初期，我们师生都在上海，秉先生常约我陪他，有时去听党的领导同志的报告，有时去出席群众性的大小会议，有时去参加文娱晚会或其它活动。秉先生虽在垂老之年，但还能主动参加政治学习和时事学习，并正确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希望和欣欣向荣的远大前途。回想在解放以前，秉先生虽然是伪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但每次开会，都没有开口讲过一句话，有时还请假缺席。解放后，情况大不相同。秉先生是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每次开会，他总是满怀着兴奋的心情，坚持出席，在小组会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积极参加讨论。秉先生完全懂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都是党和全国人民给他的政治地位和光荣任务，他决不愿意辜负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很难获得发展的条件。但秉先生有雄心壮志，不怕困难，依靠自已的努力，对开展我国生物科学的研究，的确做出了不少卓越的贡献。他到南京高等师范仅仅两三年，就把一个生物系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并发展得非常迅速。不少实验用的工具，是用土产品改装的。必不可少的设备，遇到学校没有钱购置，秉先生就节衣缩食，将自已的工资省下来去订购。我还记得我们师生曾分别拿出钱来买过一架简单的切片机和一把切片刀，供教学和进行研究之用。所有实验或研究用的标本，都是在连续的两个暑假里，他亲自率领学生去浙江和山东半岛沿海采集得来的。在教学时，秉先生以身作则，极力提倡教自然科学的人，必须亲自动手做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因此在系里迅速开展了对分类学和形态学的研究。由于秉先生的努力苦干，诲人不倦，南京高等师范生物系的好学之风，在当时旧中国的学术界有口皆碑，颇负声望。 

　　不久，秉先生又先后得到杨杏佛和范旭东两位先生的帮助，在南京举办过一个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北京创办过一个静生生物调查所。这两个研究所的工作，除了一小部分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外，以进行我国动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为主，收集了大量标本，积累了许多资料，出版了不少集刊和专著，为我国动物分类学和植物分类学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外，秉先生还曾经先后在厦门大学和陶行知先生所办的晓庄师范兼教过书。 

　　作为一位动物学家，秉先生的业务基础是极其广博的。在青年读书时，他从昆虫学一直学习到人体解剖学。从事研究工作又触类旁通，范围更广。他生前发表过专著五册，文章110多篇。学术论文包括分类、形态、生理、昆虫及古动物等各方面的研究。秉先生的主要专业应该是解剖学和神经学。在这方面，他对鲤鱼的形态、江豚内脏的解剖、虎的大脑、豚鼠的大脑皮层及白鼠与灰鼠的上颈交感神经节大形细胞的生长等工作，做得尤其深入细致，成绩卓著。远在四十年前，我曾亲眼看到秉先生进行江豚肾脏的解剖，只用很简单的解剖工具，把肾脏内的肾小管和血管条分缕析，暴露无遗，使我一目了然，大为惊奇。有关分类学工作，秉先生的主要贡献，是在对我国华北、内蒙、新疆等地区腹足类软体动物的调查研究。在昆虫学方面，秉先生对水蝇的生物学、摇蚊的习性、家蚕的产丝器官及家蚕的习性与行为等研究，也作出不少成绩。在古动物方面，秉先生曾探讨过昆虫、腹足类、鱼类及龟类的化石，其中特别对我国白垩纪昆虫化石的研究，成绩尤为显著。此外，秉先生对家兔、豚鼠及白鼠大脑皮层的功能，也进行过不少实验工作。 

　　解放后，秉先生不仅在政治上不断要求进步，在业务上也主动响应党的号召，尽可能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选择研究课题。上面所说的有关家蚕和鲤鱼的工作，都是解放后才在上海开始进行的。最近十年，秉先生先后在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集中心力对鲤鱼形态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鲤鱼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但有关它的形态，过去尚缺乏全面的著述。通过七、八年的努力钻研，秉先生于1960年出版一册鲤鱼解剖的专著，将鲤鱼内外部形态上的特征，做了极其详尽的介绍。这本专著，不但充实了鲤鱼生物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水产部门所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新近几年，秉先生还在进行鲤鱼胚胎方面的研究。在他临终的一天，上午还在实验室搞研究，下午还参加动物研究所一个室的会议。秉先生对待工作，真是一息尚存，坚持到底，决不罢休，为人们树立了应该学习的榜样。 

　　秉先生毕生贡献，不只限于自已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为祖国培养了相当多的人才。由于秉先生本人的业务基础很广，教出了专业互不相同的许多学生，有的擅长分类形态，有的擅长生理或生态，也有的擅长寄生虫或昆虫。在分类和形态方面，自单细胞原生动物至脊椎动物的哺乳类，皆有他的学生做过或仍然在做研究工作，其中尤以研究鱼类学者为多。目前不仅在大专学校或中国科学院都有他的学生，而且在农业、林业、水产业以及医药卫生部门，也有不少他的学生担任生物学方面的科学技术工作。在晚年直到辞世的那天为止，秉先生仍然孜孜不倦地在指导年轻人的业务，关心青年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成长。 

　　在旧中国，生物学一向被认为是“冷门”，各大学生物系学生很少有超过十五人的。但在秉先生回国后的第四、第五年，南京高等师范的生物系学生竟达到八十多人。解放后秉先生亲眼看到在新中国的大专学校，年轻人学生物科学的比旧中国超过了百倍之多，更感到高兴。 

　　秉老师，您安息吧！凡是您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今后一定会把自己的工作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生产、联系群众，不断为祖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做出贡献，不致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秉老师，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