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当我来到刘崇乐院士曾经工作过的研究室时，他已离世九年。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深深地铭刻着有关他的传说。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位严谨的学术权威；他身患糖尿病，在被监督劳动时因饥饿难忍食生玉米而被揭发；他不慎落水而遭到监督他的那些人的嘲笑；他的小儿子不明不白从大楼坠楼身亡。也有人扼腕叹息：如果刘先生在，资源昆虫研究室不会没落。当我来到他生活过的中关村13楼305室，试图寻觅他留下的印迹。环顾四壁，人去物非，令人怆然心痛。先生最后的三年何其悲凉！68年的人生太短，太短； 他本可以为国家做得更多，更多！ 每当忆及这些传说，我如鲠在喉，难抑泪目！ 

　　1901年9月20日，中国杰出的昆虫学家刘崇乐诞生于上海。1926年，他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25岁的他归国，出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年轻的他，曾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答疑，为文化名人朱自清解惑。1949年，他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主任。1952年，他调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9年1月6日，遭受百般摧残的他长眠于北京，年仅68岁。他的一生是多么辉煌！ 

　　1952年，美国在侵朝战争中悍然使用细菌武器，刘先生受命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前往中朝边境调查取证。他查获了美军撒播带菌昆虫，危害和平居民的种种罪行，向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20世纪50年代起，刘先生基于丰富的昆虫学基础知识，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大发展的需要，在国内首倡资源昆虫学研究。他积极从事捕食性天敌昆虫的应用和开发研究；推动寄生蜂、寄生蝇的利用，为中国农业、林业和园艺害虫的综合治理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 

　　1955年以后，刘先生密切关注中国工业、国防的重要原料紫胶虫的研究。时值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禁运封锁，获得紫胶来源十分困难。1955－1958年间，他出任中苏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云南紫胶考察队队长，率中苏科学家和中国有关产业部门及云南省科技工作者百余人，进行了连续多年的综合性考察，为紫胶虫的人工放养、产区的扩大、产量的提高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1956年，中苏科学院云南紫胶工作队改名为中苏云南生物资源考察队。除紫胶之外，调查研究扩充到动植物区系和资源。动物方面涉及昆虫、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和兽类。上述调查获得了诸多新发现，证实了云南动物种类繁多且区系复杂、资源丰富。“动物王国”之称誉被科学界确认，为云南建立专业性的动物学研究机构做了奠基性工作。 

　　刘先生是中国害虫生物防治研究的倡导者和先驱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开始了橘叶蛾的生物学、环境因子及寄生现象的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仍继续致力于害虫种类与防治的研究。 

　　刘先生是中国资源昆虫学发展的开创者。他将资源昆虫学的内涵大大拓宽，这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 

　　刘先生洞悉世界科技的发展状况和动态，具有科学的预见性和创造性。他经常给青年们指出本学科的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他所倡导的生物防除、资源昆虫、天敌昆虫、遗传基因、昆虫病原微生物等的研究、开发和利用，都为此后的实践所证明其研究方向是正确的。 

　　刘崇乐院士毕生热爱科学、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放初，刘先生作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广泛团结同仁，为社会主义建设进言献策，并身体力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飞机灭蝗、反细菌战、农林害虫防治、紫胶虫调查及资源开发系列工作中，以其深厚的学科知识为基础，出色地解决了国家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为科学界的理论联系实践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国家和人民的敬重。 

　　刘崇乐院士长期从事生物学教学、生物防治、资源昆虫学和昆虫文献学研究。在昆虫学的人才培养及图书文献收藏方面都卓有建树。 

　　刘先生刻苦好学，知识渊博、精通外语、广收昆虫文献并深入研究。他学风严谨、做事认真，严于自律又诲人不倦，受到同仁的普遍敬重。 

　　1927年7月，朱自清在清华园写下了著名散文《荷塘月色》。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瞌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30年代，有一位陈姓的读者致函朱自清先生，认为“蝉子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便向周围的同事询问，出乎意料，同事大多同意那位读者的说法：蝉子晚上不叫。但似乎不够权威，朱先生便写信请教昆虫学家刘崇乐先生。刘先生大约也没有亲身经历，便翻阅多种有关昆虫的著作。几天后，他拿出一段书中的抄文，对朱自清说：“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段！”抄出的这段文章说，平常夜晚，蝉子是不叫的，但在一个月夜，作者却清楚地听到它们在叫。第二件事在1926年10月的秋季，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一颗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这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当时主持发掘的李济对此十分重视，但是在发掘现场再没有找到第二颗。围绕这半个蚕茧，李济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进行鉴定，刘崇乐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因为该茧壳比现在西阴村家养的蚕茧壳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因为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痕迹；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丝而成，因为它有利器切割过的痕迹，这半个蚕茧是经过人工割裂过的。为此，刘崇乐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又特意把这半个蚕茧的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那里的博物学家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的老祖先的茧壳，证实了刘崇乐的判断。李济在后来的很多学术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一直比较谨慎，只是做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并未作肯定的结论。从这两件事可看出刘崇乐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严谨态度。 

　　刘先生先后进行胡蜂科、瓢虫科、虎甲科、天幕毛虫、红蜘蛛及梨实蝇等分类区系及防治的研究，并在国内倡导开展了昆虫病理及微生物防治、资源昆虫等领域的科学研究，获得了各方公认的成就。在中外刊物发表论文53篇，撰写学术专著6部，译著2部。 

　　刘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副院长，中国昆虫学会理事和《昆虫学报》主编。为英国皇家昆虫学会会员。 

　　令人痛心的是，在“文革”期间刘先生遭受了造反派的百般凌辱和迫害，当时年近七旬的刘先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在长期的摧残下，以重病之躯、未酬之志含冤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