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邦华（1902-1983），昆虫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1955年的学部委员（院士）。早年曾留学日本、德国，归国后执教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等近三十年，曾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13年。1945 年抗战胜利后，奉命赴台湾参与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任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1953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又从事昆虫学研究工作三十年。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从事科学研究，硕果累累。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昆虫是一大类群，种类之多是惊人的。世界上有多少种昆虫？最近分析表明，全球昆虫总数大约有400万 - 600万种。目前已识别的昆虫种类只有110多万种，约占动物界的2/3 - 3/4。它们与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有的可能为害农作物，传播人、畜疾病，有的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有的昆虫能帮助植物传播花粉，有的能协助人们消灭害虫。人类之所以可以如此深入的了解昆虫，得益于昆虫学家的辛勤工作，蔡邦华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年少立志学昆虫，以农立国作奉献 

　　1902年10月6日，蔡邦华出生于江苏省溧阳县西门马公圩蔡家村，父亲是清朝秀才，蔡邦华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小学时，他就喜欢在田里和草丛中观察和捕捉小虫子，会叫的“纺织娘”、漂亮的蝴蝶、打着“灯笼”的萤火虫，都会带给他无限的快乐。有一次，哥哥进行蚕体解剖时，他见到了蚕宝宝身体的内部构造，觉得奥妙无穷，更引起了他对这些小东西的兴趣。上中学时，他竟在课桌里悄悄地养起了芋青虫，想观察它的生活史。这本来是不允许的，幸亏他的博物老师有惜才之心，不仅没有批评，反而表扬了他。这一切，更促使他抱定了学习昆虫学的决心。 

　　1920年，蔡邦华中学毕业后，随兄东渡日本求学。半年后，进入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即今鹿儿岛大学的前身）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不仅注重基础课，而且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习鉴定昆虫的方法。去日本前他曾在家乡采得桑树害虫“白蚕”（蚕蟥），因在国内查不出学名，便带到日本四处求助。冈岛教授被这个中国学生执着的精神感动，就主动帮他查找参考书，指导查考方法，不久就找到了确切的学名。和蔡邦华以后取得的成就来比，这个“成果”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但却表明这位昆虫的痴迷者已迈进了自己的研究领域。 

　　1924年蔡邦华刚一毕业，就接到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章士钊先生电邀回国，年仅22岁的蔡邦华被聘为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主讲昆虫学，成为20年代北京农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他的学生都和他年龄相仿，有的甚至比他大。 

　　蔡邦华对昆虫学的研究重点在昆虫生态学和病虫害的防治。蝗害是历史上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虫害，但对其分布状况和发生环境一直缺少详尽的调查研究。 

　　927年，他再次赴日本，进入名校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在鏑木外歧雄教授指导下，对全世界一万余种的蝗虫进行分类研究，特别对我国主要的农林害虫飞蝗、稻蝗等 300 余种蝗虫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竹蝗是危害竹林的一种主要蝗虫，它啃食竹叶，对竹子的损害很大，为了消除这个灾祸，蔡邦华投入了很多精力，并写出了《中国蝗科三新种》 的论文，这是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蝗虫研究的最早论文之一。后来他还发表过《中国蝗患之预测》等数篇论文，在预报、消除蝗灾的实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8年，蔡邦华拒绝了为日本文化侵略机构在上海服务的要求，应浙江省昆虫局长之邀回国，提前结束学业，在该局任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30年，蔡邦华被学校派送到德国进修，开始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昆虫学，并在德国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暑期他还对欧洲九国进行了旅行考察，而后又进入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跟随森林昆虫学家爱雪立希教授研究实验生态学。1932年，蔡邦华有幸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回国后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后由于对当时的校长在学校里强推军事化教育等的不满，蔡邦华与梁希等一大批农学院教授愤然离校，转到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继续从事病虫害防治的研究。1937年他又回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 

　　教书育人、求是立德 

　　蔡邦华60年职业生涯中，其中一半时间在浙江大学等校任教，担任农学院院长长达13年。他是一位知识渊博，学术造诣深厚，实事求是，低调正直的人。1938年初，在竺可桢校长邀请下，蔡邦华重返浙江大学任教。在抗日战争时期，条件极其艰苦，颠沛流离，学校几经搬迁，一迁建德，二迁吉安、泰和，三迁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特别是浙大西迁到宜山时，参与竺校长主持的19次和20次校务会议，制定了浙大“求是”校训和校歌，从此开创了浙江大学办学的新篇章。1939年8月由于战局紧张，在学校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接任农学院院长，并作为7人迁校委员会和3人遵义新校舍委员会的成员，先行到贵州遵义、湄潭选址，落实和修建校舍，迁校和复课，为学校西迁发展和保存中华文脉做出了重要贡献。浙大从宜山迁往贵州时，是由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组成的。到贵州后，学校总部、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各系设在遵义，而农学院、理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各系设在湄潭，蔡邦华是湄潭分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浙江大学在黔北办学的7年间，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坚持“求是”精神，学校里的学术思想、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理想有追求的科技人才。这个时期被称为浙大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浙江大学迅速崛起成为国内四所最好的高等学府之一。农学院在蔡邦华精心安排下，在湄潭西门外大桥两侧安排教学用房；向左到牛郎背，购地200亩建浙大农场，作为农艺、园艺等系的试验场地；贺家祠堂、禹王宫、财神庙等作为农学院教学或研究用房。这样，农艺系、农经系、植物病虫害系、园艺系、农化系、蚕桑系都开展了较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蔡邦华既要应对搬迁、建校及繁忙的行政工作，还争取一切时机身体力行，坚持教学，聘请优秀的教授来校任教；并且就地开展科研工作，与中央茶场合作，开展茶叶科研；进行西南山区的昆虫考察，出版《病虫知识》期刊，主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培养了人才，取得教学和科研双丰收。 

　　1945年抗战胜利后，浙大蔡邦华、陈建功和苏步青应当时教育部的指派，赴台湾参与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台湾是美丽的，但是抗战胜利后的祖国大陆对他更有吸引力，所以接管完成后，他们三人都没有留在台湾，而是返回了大陆。但台湾大学的农学院仍把蔡邦华作为台湾大学农学院的第一任院长，照片悬挂在会议室里。 

　　1946年6月，浙大农学院由贵州湄潭迁回杭州。回迁之行，路途遥远，他宁可丢掉行李，也要把西迁路上采集的昆虫标本带回去，这批标本现在还珍藏在浙大农学院库房中，以供教学应用。 

　　回到杭州后，蔡邦华马上实施农学院的重建，为整修日军破坏的院舍等费尽心血，还用我国农业上有杰出贡献的祖先名字来命名重建的数学大楼，如神农馆、后稷馆、嫘祖馆等，以延续我国以农立国的世代传统。 

　　1947年，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救亡运动，受到军警围攻。许多学生受到迫害，学生领袖惨死狱中，竺可桢校长怒不可遏，委派蔡邦华赴南京教育部，他不顾个人安危，于1948年1月4日翻墙出围，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陈述学校被军警包围，遭受歹徒破坏的情况，现在教师们无法生活，无法教学，因此代表竺可桢校长前来辞职，并向教育部请示善后！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国民党当局只好派出大员前往杭州处理此事，使浙江大学的危机得以缓解。蔡邦华为伸张正义，敢于面对逆境，赴汤蹈火的高尚情操，深受浙大师生赞扬。临近解放，竺可桢离开浙大，蔡邦华被推举为临时校务委员会主任，主持学校日常工作，保护学校财产，度过了解放前后最艰难的时光，把浙江大学完好无损地交到人民的手里。 

　　新中国成立后，蔡邦华以科学技术界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以后就一直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为国为民作贡献。 

　　作为政协委员，蔡邦华考察了不少地方，如长白山地区，以了解我国的森林资源，在政协会议上提出要刻不容缓地保护中国有限的森林资源，将森林昆虫的防治提到议事日程上。为保护生态环境，还提出在城郊建森林公园。 

　　蔡邦华重视国际交往，吸取国外先进经验，在留学期间广结昆虫界朋友，如日本昆虫学元勋之一佐佐木忠次郎教授，舟蛾、螟蛾分类学家丸毛信胜博士，蚊类专家矢野宗幹、汤浅啟温（甲虫分类）、河田党（蛾类分类）、小岛俊文（森林昆虫学）、上远章（杀虫药剂）；在德国进修期间出席了1932年在巴黎的第五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后来又访问了前苏联和罗马尼亚，结交了欧美和前苏联的昆虫界朋友。又在1980 年 8 月以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第 16 国际昆虫学会议，第三次来到了日本，遇到几位老同学，其中尤以 55 年不曾见面，而在留学时感情最好的永友勇博士有幸重逢，成为轰动大会的一束美丽花絮。这个消息连同照片一起发表在京都的《每日新闻》上，祝贺他们常青的友谊，将他们两人的情谊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我国昆虫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 

　　蔡邦华１９２９年在浙江昆虫局工作期间，就开始了螟虫生态学的研究。１９３０年发表了《螟虫对气候抵抗性之调查并防治方法试验》的论文。１９３０年后在德国，受爱雪立希教授的指导，以谷象发育与温湿度关系为题开展实验生态学的研究。经过一年多的观察，在错综复杂的组合里，证明谷象在不同条件下，有三个最佳结果：第一寿命最长；第二发育最快；第三繁殖最多。其中哪一个是在生态学上对于昆虫大量发生起主导作用的呢？他经过不断的对比和思索 最终确认繁殖最多是真正促使害虫“猖獗”的主导因素，使这一久经争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一观点深得爱雪立希教授的赞许。论文发表后，受到了国际生态学界的重视，美国昆虫学家曾详细加以介绍。此后，蔡邦华在螟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关系的研究上，又做了大量工作。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６年数年间发表论文１０余篇，如《三化螟猖獗与气候》、《害虫研究上温湿度之调节方法》、《螟蛾预测及气候观察之办法》等等。不仅在生态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套害虫测报制度，为我国防治螟虫的危害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蝗虫生态学的研究上，发表了《中国蝗患之预测》、《竹蝗与蛗螽之猖獗由于不同气候所影响之例证》等数篇论文。受到了前苏联著名蝗虫专家Ъ·比恩科的重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引用了蔡邦华的材料，认为这些工作很有实际意义。 

　　５０年代，蔡邦华对松毛虫发生规律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认为在自然的条件下，才能正确地探明害虫的发生规律，并且要求用综合的方法来分析害虫发生的环境条件。他根据松毛虫数量变动，提出松毛虫发生有一个虫源带。经过长期的野外观察，于１９６０年正式提出松毛虫的发生基地，认为向阳山坳的山地，由于经营不当，种植纯松林，再加上幼林成长郁闭过度，使林下寸草不生，生物群落极为贫瘠，这就是松毛虫发生基地的基本条件，这种地带容易促使松毛虫大量发生。松毛虫猖獗是向四周扩散的结果。他这一观点，后来在山东昆仑山、牙山、崂山各林区调查松毛虫发生情况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方面所发表论著有：《关于防治松毛虫的研究》、《马尾松毛虫的发生与寄主植物受害程度的关系的初步观察》、《中国松毛虫研究和防治现状》等１０余篇。在昆虫分类学上的做出了卓著贡献。 

　　蔡邦华是我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直翅目、鳞翅目、鞘翅目和等翅目等５个科目的研究上，都有突出贡献。为我国昆虫分类增添了新属、新亚属、新种团、新种和新亚种共达１５０个以上，著书立说是理论联系实践、总结知识积累和经验的方法，已经成了蔡邦华终生的习惯。尽管历经劫难，晚年遭受小儿子精神失常的打击，但为了抓紧“文革”中失去的时间，80多岁他还笔耕不息，终于完成撰写我国第一部《昆虫分类学》上、中、下三部大著作，《昆虫分类学》一经出版,即受到广泛重视，成为该领域重要参考书目和大专院校教材,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科学专著。进入新世纪以来,昆虫分类学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由蔡邦华的两位学生和弟子北京大学蔡晓明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黄复生研究员为主编，中国科学院尹文英院士领衔的专家组成的编委会，经过数年努力，使《昆虫分类学》 修订版巨著又出版。全书1150页，179万字，以满足新时代的需要。 

　　蔡邦华在分类学研究上，强调要密切结合生产实际，主张各个目科要有各个目科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列出与经济有关的种类或我国特有的种类，所以他编著的《昆虫分类学》颇受到人们的称赞。关于物种问题，蔡邦华认为应该要用新的观点来分析，生物界由于不同类群有不同的特点，人们认识物种不仅要从形态学上找出区别，而且还要从生态地理、生活习性方面来了解它的实际意义。进而用近代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来探索物种的界线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积极倡导害虫的综合防治 

　　蔡邦华早在３０年代就注意到了害虫的综合防治问题。１９３５年发表了《解决农业害虫问题之途径》，１９３６年发表了《齐泥割稻以治螟患之例证》，１９３７年的《秋化稻苞虫之天敌性别及其他几种性状之考查》，１９５０年的《提高农业生产运动中对于冬季治螟的意义和应有的认识》等等，提出了利用农业措施、利用天敌进行治理害虫的思想。１９６２年，美国著名的女生态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了一部有关环境科学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她严正指出防治害虫必须要在保持各种生物互相平衡的基础上进行。过去由于滥用化学农药，人们在杀死害虫的同时，无意中也破坏了生物间的平衡，并且还导致更加严重的虫害。害虫对于农药产生了愈来愈大的抗性，而天敌都被消灭了，因此害虫就会失去控制而大量发生，危害也就更加严重了。而且滥用化学农药会造成环境污染，损害人的健康，对于社会影响也很大。这些论点一方面证实了蔡邦华以往在害虫防治上的思想，另一方面又给他以新的启示。他结合松毛虫研究，明确指出过去我国防治松毛虫上长期过度使用六六六存在的严重问题，会引起松毛虫抗药性的提高，而且林内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敌显著减少，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灾的局面。为此，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 “谈谈农林害虫防治途径问题”的报告，指出因不适当地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不但大大破坏了生物群落的关系，同时还会引起害虫大发生的机会，而且对于人或高等动物的生命和健康产生影响。他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要严格控制使用化学农药，严防滥用化学农药，制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发挥生物的潜能，促进自然界的自控能力。他建议农林害虫的防治应以发挥生物潜能为基础，结合先进的农业技术作用，选择抗虫优良品种，合理施肥和栽培管理，发挥生物群落学、遗传学、生态学、生物化学等生物因子的作用，即综合治理措施。他这一倡议得到充分的重视。首先林业部根据蔡邦华的意见，下达指示，通知各有关林业系统，在防治森林害虫时应以综合治理为基础。与此同时，蔡邦华亲自带领助手在安徽滁县、皇甫山等地， 探索马尾松毛虫综合治理的途径，采用营造混交林、改造纯松林林相，强调自然状态下的天敌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有一次王淦昌跟蔡邦华开玩笑，说:“老蔡，我为你可惜，这辈子你为什么去学昆虫?”蔡邦华只是笑笑，没有说什么。其实，从小选择了昆虫学，与昆虫打交道一辈子，蔡邦华从没有后悔过。作为科学家，他知道人类的朋友：动物、植物、昆虫……每天都有物种在消亡。蔡邦华担忧人类只顾自己而不顾其他物种的生存，他很早就提出以虫治虫，提倡用生物防治来防止农药治虫带来的灾害。他将昆虫分类学知识与消灭害虫、利用天敌资源结合，转变为社会发展生产力。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物种和谐相处，人类才能更好地生存，地球才能完美地保存。这就是一位昆虫学家、生态学家一生的追求。后来想不到浙大时的好友王淦昌的女儿、苏步青的儿子都学了昆虫，成了昆虫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