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外边下着雨。顶着雨到了大学，打开信箱，两条来自国内的消息：夏武平先生过世了。夏先生一直是我们《兽类学报》的荣誉主编，编辑部的小罗说：仔细想想我一共见夏先生三次，每次见到他，听他讲生物所的过去，讲老一辈科学家创业、讲《兽类学报》的一些事情，感觉很亲切，这都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今天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很沉重。阴霾的天气里，人的心情格外低沉，看到这个不幸的消息，陷入沉思和怀念之中。今天上午是没有心情做计划中的事情了。 

　　在中国动物学界，在动物生态学界，在兽类学界，夏武平先生的名字是响当当的。夏先生是中国兽类学会和学会的期刊《兽类学报》的创始人。在抗美援朝期间，为了揭露美国使用细菌战，夏先生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夏先生应该是最早倡导和领导我国进行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定点研究的先驱之一，他领导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陆地生态系统野外观察台站 —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 

　　夏武平先生对我国动物生态学的发展、兽类学的发展，尤其是啮齿动物的生态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学识，他的高瞻远瞩，他对学科方向的把握和敏锐的学术思维，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夏先生50年代就开始在东北开展鼠类的种群生态学研究，曾被誉为我国的“老鼠头”。他的学术思想和学科设想，在我国兽类学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兽类学会和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曾两次组织夏先生学术思想交流会。听着那些也已经白发苍苍的老前辈们讲述着昨天的故事，回忆与夏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以及受到的影响，我们作为晚辈内心也同样受到很大的冲击。 

　　回想起来跟夏先生接触的机会还是不少的。在西北高原生物所工作学习的时候，经常见到他。他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参加过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答辩会上没有提很尖锐的问题，倒是提了不少的建议。老先生对年轻人特别宽容。记得几次在所里听学术报告，夏先生都参加。有一次是一个外宾做鱼类方面的一个报告，给外宾翻译的人员搞不清楚这个物种，夏先生很快就给大家解释了，并说出了拉丁学名。在另一次报告会上，他对一种鼠兔的命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是从拉丁学名看将定名人的性别搞错了。也听我的老师给我讲过他去云南出差，利用休息的时间，去滇池考察，回来总结了一篇关于螺的学术论文。夏先生的科学精神和学术造诣是令人钦佩的。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两件事情，都是在西北高原所的时候。一次作为年轻人的代表参加研究室的会议，特邀了夏先生参加，当时有老师提到年轻人的发展和论文署名问题，以及出国问题，似乎有些怨言。夏先生说：他鼓励年轻人出国，我们一辈子的工资没有国外一个月挣得多，你怎么不让人家出去。至于文章问题，文章是敲门砖，我们应该帮助年轻人拥有这个敲门砖，尽快拥有这个敲门砖。不要跟年轻人抢文章，也不要在论文的署名上总是署在前面，要给年轻人机会。那次会议是第一次听到老先生对一些科研人员的批评，当时还心惊胆战的，会后也没敢跟朋友们聊起过。还有一次是夏先生办理退休手续，我们协助他整理办公室，并将一些他需要的东西搬回他的宿舍。记得他翻出一篇誊写在稿纸上的文章交给我，说交给所里的科技处或档案室吧，发表是没有什么价值了，但资料很好的，也许以后有人会做类似研究的时候会用得着。那是一篇黄鼠活动与洞口周围植物群落关系的文章，印象很深的是誊抄的那么清晰和认真，还有硫酸纸画的图。那天他让我们几个小年轻的在他家里坐一会儿，说跟我们说说话。  他说，人生啊就是那么一段路，谁都会经过这一段，就那么几十年。这一段路走完了，使命就完成了。 

　　后来他回到了北京跟家人一起居住。一般是在春节的时候或是他生日的时候，有机会就与老师们一起去看看他。在他老人家90岁大寿的时候，学会和相关单位专门为他举行了祝寿聚会。夏先生还是位诗人，据说曾出版过诗集。去年春节前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还将自己考虑的一首诗说给我们听呢，是关于中关村的时代变迁的，很有趣味。要知道，夏先生的眼睛不好，晚年失去了视力，全凭跟前的收音机了解外边的事情，凭自己的记忆记录着自己的思索。 

　　整个上午都在想念这位慈善的老人。他已经走了，小罗说是2009年3月27日凌晨走的。还记得2007年夏天在西宁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会议专门组织了夏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我的老师王祖望先生满怀深情地给大家讲述夏先生的故事，几次哽咽，最后含着热泪，建议我们起立，让当时的西北高原所的赵所长替他朗读夏先生为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题写的“牦牛精神”。 

　　没有在高原工作的经历，难以体会当时高原上科研人员的艰辛，更难以体会高原科研工作者的那种奉献精神。夏先生以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写出了高原科研人员的情操和追求： 

　　“忍处恶劣的条件， 

　　啃食低矮的青草， 

　　提供浓郁的乳汁， 

　　充当高原的船舶， 

　　不畏艰苦，忍辱负重， 

　　不计报酬，但求贡献。 

　　这种牦牛精神正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追求。” 

　　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今天读着，有点心酸。记得当年在高原工作，每月有8元钱的补贴，被戏称为“高原喘气费”。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因此深深的酸楚往喉咙上翻。西北工作条件差，环境艰苦，还经常受到排挤和歧视，要想干点工作是何等得不容易。西北高原所也曾被下放到青海省管理，记得图书馆卡片上还有“青海省生物研究所”的字样。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夏先生领导着西高所的科研人员坚持了下来，做出了成绩，显示了能力，赢得了荣誉。不了解那些过程的艰难，怎么能理解“牦牛精神”。我曾在去年夏先生91岁生日的时候，介绍过他的学术贡献。没有想到的是去年春节前的一面，竟成了我永远的记忆。我还是想说：夏先生对我国兽类学和啮齿动物生态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将永远是一座丰碑。 

　　祝愿夏先生一路走好！祝愿他老人家在天堂安息！希望夏先生的家人节哀！ 

　　敬爱的夏先生，我在异国他乡给您老人家鞠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