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学章节：《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二章第六节：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领学同志： 祁纪伟、王潇，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实验室职工党支部  

【摘　　要】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加紧了对华北的争夺。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的胁迫下，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悲愤的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的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的到来。

一二·九运动 示威游行

【党史故事】

抗日力量汇聚，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把各种抗日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根据日本加紧侵华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在杨虎城止园别墅一楼会客厅，杨虎城先后会见过共产党人王世英、王炳南、南汉宸等人。作为秘密接待处，杨虎城与中共联络人员在这里达成共同停战、一致抗日的初步意见。民族危亡之际，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三方确定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工作。建国路69号，张学良公馆坐落于此。三幢西式小楼依次排开，青瓦盖顶，中楼屋顶斗拱挑檐。小楼对面是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陈列室中一张东北军与红军联欢照生动形象，印证着当时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在西北的抗日联盟初步形成。“西安事变之所以是历史的转折，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更多的人，集中各方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在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馆员石八民看来，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西安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发动兵谏，逼蒋抗日！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一致，决定实行兵谏。当晚，张学良公馆西楼灯火通明，一场严密的战略部署后，八项抗日主张也基本草拟。“控制西安全城，囚禁国民党要员。”是夜，杨虎城将军在新城公馆秘密部署后，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重要将领来此汇合，二人共同坐镇指挥，西安事变一触即发。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八项抗日主张。扣留蒋介石后，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了中华民族抗日利益，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中共中央紧急开会商定，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援助，力促实现抗日主张。一面于15日和19日先后两次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具体建议；一面应张、杨之请求，集中红军主力南下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地，向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靠拢，准备随时迎击国民党对张、杨的“讨伐”。同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和谈。 

　　如今，骊山五间厅玻璃窗、墙壁上的弹孔依旧清晰，兵谏亭旁的虎斑石“蒋介石藏身处”前来参观的游客驻足凝视，仿佛穿越回那个激荡的时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学习体会】

　　这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是来自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十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是几度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这种错误。正因如此党才能够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保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