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学章节：《中国共产党简史》第六章第三节：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 

领学同志：申鹏、万晓璐，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与研究生党支部 

【摘　　要】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并着手调整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面对市场紧张和农民瞒产私分等情况，他强调要从所有制上解决问题，在人民公社内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并继续调整过高的生产指标。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继续努力纠“左”，同时力图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以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纠“左”的努力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行的，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言论超出了他的认识范围，由此纠“左”戛然而止。尽管如此，我们对他纠“左”的努力，是应该给以积极评价的。

【党史故事】

毛泽东纠“左”的努力 

　　毛泽东是怀着满腔热情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在发动过程中，除了鼓励大家拿出勇气在经济建设上来一个大跃进之外，他也没有忘记告诫同志们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所提出的指标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要注意留点余地。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在4月武汉会议上对几年就能实现水利化的提法表示怀疑，再次强调要留有余地；还批评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等等。尽管如此，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下简称“大跃进”）的迅速掀起，还是出现了很多毛泽东意想不到的问题。 

　　第一个引起毛泽东严重警觉的，便是“两个过渡”的问题。那是在1958年10月，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很多问题都没有弄清时，就出现了一些地方纷纷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宣布两年或三年、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现象。尤其是河北的徐水县、河南的修武县等宣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将在两三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得到这些信息，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是不是太快了，心里有些不安，于是派人到这两个地方进行调查，他自己也离开北京到河北、河南了解情况。一路上他听到了更多的信息，越发觉得问题严重。 

“大跃进”运动

　　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还相当肤浅，以为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就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成了，很快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可以按需分配，过上幸福生活了。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就提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可以实现全民所有制。北戴河决议的墨迹未干，一些性急者就宣布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了。为了迅速纠正这种“左”倾急性病，1958年11月2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马不停蹄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在“两个过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通过对徐水、修武等地情况的了解，感到很不乐观，得出的结论可以说就是“穷过渡”。这时他开始意识到北戴河决议开了海口，讲快了，非有点修改才行。到了武昌会议期间，他又说，北戴河决议“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毛泽东1958年11月5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见本期《党的文献》刊发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见本期《党的文献》。）为此，关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大体需要什么标准、需要多长时间？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叫大家议一议。 

　　当时的毛泽东，虽然认为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建成社会主义，但他对全民所有制进行了界定。他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而徐水和修武等，他们的产品只能在县内调拨，不可能在全省或全国调拨，若在全国调拨，农民不会答应，必须通过交换才行。所以，他们只能算县的全民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实际上是大集体所有制，不能叫全民所有制。现在这样做是把全民、集体混起来了，以为差不多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太容易了！恐怕不利。他还说：“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他提出要划清两个界限：一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一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 

　　然而，当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后，却有一些同志不同意划线，怕影响工作积极性，甚至有党内的高级干部担心如果不趁穷过渡，农民富了就过渡不了了。还有同志提出，搞一个新的生产指标更高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取代原来的四十条。由于毛泽东对那些高指标信以为真，也就同意了。这便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针对人们以为实现了县、社所有制，便可以取消商品，或不敢提商品生产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不发展商品交换，生活不能富裕。如果实行产品调拨，剥夺了农民的产品所有权，那农民就会瞒产私分，坚决抵抗，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他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利用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对商品问题最早的明确表态。 

　　为了划清两个界限，毛泽东提出从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五个条件，才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关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要冒险，但是凡可以做的，我们就做”。最后，经过反复讨论，逐步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需广泛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需要的时间还将很长；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后才可能实现。总之，要实现两个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这就煞住了急于过渡的风潮。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在指标问题上，毛泽东也感觉是冒进了。他说，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因此他将第一次郑州会议搞的追求高指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压下，认为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是“务虚名而受实祸”。 

　　对于水利建设及1959年的生产指标，毛泽东也提出要适当收缩，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同时提出要关心群众的身体和生活。尤其是钢的指标，他几次开会征求意见、做工作，把北戴河会议定的2700—3000万吨钢的任务，降到1800—2200万吨。 

　　对于作假问题，毛泽东也开始加以重视。他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了。总之，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历时一个多月，毛泽东全力以赴地研究和纠正他所能够认识到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加以解决。（摘编自党建网）

【学习体会】

　　“反右倾”斗争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令人痛心的状况，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是不应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