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作者竺可桢，原刊于《科学》19卷11期（1935年11月）1701-1704

　　诵读者：刘峰 宋默识 马东媛 高泽宇，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党总支

利害与是非

　　主席，各位先生： 

　　今天兄弟要讲的题目是“利害与是非”，为什么我要讲此题目呢？ 

　　三年前国联派了几位教育专家到中国来考察，考察的结果，他们出了一本报告书。在这本报告书里面，有几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中国普通一般人以为欧美社会的文明统是科学造成的，所以中国只要有了科学，就可一跻而达于欧美的文明了，但实际只有欧美的社会才能造成今日的科学。”这几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在四十年前曾国藩、李鸿章辈讲求新法，要造船制炮，以为这就可以与西洋文明争抗，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见解是很错误的。近三十年来，一般人提倡科学救国，以为有物质科学，就有百废俱兴可以救国了，其实这亦正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样的错误。因为科学是等于一朵花，这朵〔花〕从欧美移来种植必先具备有相当的条件，譬如温度、土壤等等，都要合于这种花的气质才能够生长。故要以西洋科学移来中国，就要先问中国是否有培养这种移来的科学的空气。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我们试看西洋科学发达的历史，就可知科学精神的重要。西洋科学的发达，不过是近三百年来的事。十六世纪的时候，还是教皇神权的时代，那时一般人相信地球在宇宙之中〔心〕，太阳绕地而行，但是后来天文学日渐发达，波兰的Copernicus， 丹麦的Tycho Brahe从实地观察，断定地球并非在宇宙之中〔心〕，且系绕太阳而行。这种论调，在中世纪的教会看起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意大利的Bruno就焚死于十字架上，著名科学家Galileo因之下狱。但当时研究天文的学者，并不因教会的淫威而畏缩。Tycho Brahe的子弟〔弟子〕Kepler费了二十年的功夫，将他老师毕生所观测的太阳系与各行星、月亮位置的观察，尽心研究，结果是将地球、太阳的疑问解答了Kepler的一生，本来很有机会致富的，但是他一生潦倒，一直穷到死， 死在偏僻的地方，而他发现的各行星运动三条重要定律，还没有人赏鉴。可是他生前坚决的说，我可以等一百年、二百年，将来一定有人赏鉴的。后来不到数十年，英国牛顿就从他的三条行星运动的规则发明了万有引力，造成近代科学的基础。吾们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上述几人。像他们这样杀身成仁，安贫乐道，正是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样。这种就是科学的精神。到了十九世纪，欧洲思想界又起了一重〔大〕变化，那时许多科学家如Lyell，Larmack，Darwin等所受到威吓利诱，不亚于十七世纪的先进。但是各科学家能不断的努力，求取真理，才有今日欧美灿烂的科学。所以要发达科学，原要先看有无培养科学的空气，科学空气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知道了欧洲科学发达的历史，再看我国的情形。 

　　中国思想从来最占有势力的是诗人与文豪，但诗人文豪往往不顾事实而顾自己的便利的。譬如唐诗里有“二月黄莺飞上林”之句，在长安二月间决无黄莺。可见他们诗人是不顾事实，到现在诗人习惯，仍然如此。去年有位诗人，二月间在杭州探梅遇雪，回来便作一首诗，说如何在梅花盛开积雪之下，看见黄鹤来去。 

　　我们要知道“真”、“善”、“美”三者，是无论那一种大杰作，必须兼顾的条件，单讲“美”而置“真”于不顾，无论如何必不能称为杰构。中国古代最有科学性的还是史学，因为中国的太史,一向是主张秉笔直书。所以春秋时代崔子弑齐君，齐国太史，就直书不讳，结果接连被杀者三，各国太史统要跑到齐国去写崔抒弑其君，崔子才没法，只可承认。这种精神却与科学精神相同。即后世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温公都是良好的史学家。所以中国别的科学不行，历史学还有相当的贡献。如 Gibbons《罗马之衰亡》一书，即脱胎于《资治通鉴》。可惜中国文豪诗人的影响太大,历史家秉笔直书的这种精神，影响是极少的。所以一般人每逢到“是非”与“利害”相冲突的时候，就是“利害”之心胜于“是非”之心。甓如说到调査，调查是许多科学的初步，但是许多调査的数目字，却很不可靠，大多是随意造的。就是我个人研究气象,各省对于气象中有若干纪录，亦不甚确的。往往贪于个人的便利，不顾事实如何，这种习惯一日不改，中国的科学就一日无望。科学如此，政治亦然，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之心来治国家，也不行的。中国人最爱讲情面，情面就是与科学精神相反的。所以一讲情面，就什么事情最后非失败不可，故“是非与利害” 的辨别，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