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祚建 动物所供图

　　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动物所）标本楼四层的兽类标本馆里，经常可以见到一位白发老人，他或是研究标本，或是给年轻人答疑解惑，一口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幽默风趣，午餐一碗肥肠就能让他满足不已，就像一个老顽童。在他退休的20多年时间里，动物所老老少少都已经习惯了这位与人为善的同事——冯祚建先生。

　　冯祚建是我国著名的兽类分类学家、动物所研究员，直到今年3月20日突然离世前的一个月，85岁的他还满怀热情地在标本馆工作。

　　这是一个把分类学融进自己血液里的人。可他终其一生的付出，仍敌不过传承的断档。

　　在青藏高原“玩命”

　　20世纪60年代，初上青藏高原，冯祚建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此后，他平均每隔一年去一次，主要都在青藏高原，前后正好30年。

　　在一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期间，冯祚建担任动物组的小组长。“综合考察的学科门类多，每个研究类群的人数都是严格限制的，做兽类研究的确只有冯先生一人。” 冯祚建的学生、动物所研究员杨奇森说。

　　标本是动物考察最直接的凭据，冯祚建的主要科考任务就是采集标本。当时，大型哺乳动物种类比较清晰，而那些小型动物则较少被关注，且种类繁多，因此，他采集标本的对象也就成了那些不起眼的小型动物，比如兔子、老鼠之类。

　　在高原上的每一天，冯祚建都是早出晚归，傍晚背上几十斤重的鼠夹并将其放置于野外，第二天一大早，趁气温升高之前再把猎获物全部收回来，否则温度过高，动物尸体就会腐坏，还可能被早起的猛禽叼走。等收完所有夹子回到营地，基本已是中午。这时别的队员可以小憩一会儿，可对冯祚建而言，更为繁重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运气好时，冯祚建每天能采集近30个个体，而他必须在当天把它们制作成标本。这个过程极为繁琐，首先要将老鼠放在塑料袋里，喷洒少许乙醚把老鼠身上的跳蚤等寄生虫处理干净。由于青藏高原是自然疫源地，按防疫要求都需要提前注射疫苗，但野外保障条件十分有限，打不了疫苗就很容易感染疫病，但为了在有限时间里获得珍贵的标本，冯祚建根本顾不上个人安危。

　　动物尸体经过预处理之后，就要进行测量和记录。紧接着，将它们剥皮，除保留头骨外，把一切容易腐烂的组织去除掉，并对皮张进行防腐处理，用棉花进行填充，并把做好的标本固定在纸板或木板上整形，最后晾干。这样才算完成一个标本制作的全过程。即便熟练如冯祚建这样的“老手”，制作一个标本也需要花上20多分钟。

　　“我坐着一个矮矮的小板凳，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晚上点着蜡烛干。” 冯祚建曾在口述历史时回忆道，“搞标本腰很酸、很累。”

　　让冯祚建“心塞”的是，辛苦一天的他有时还会遭到队友的“嫌弃”。由于动物剥制的过程会产生浓重的味道，他差点因此找不到“室友”。后来，还是同样要经常处理标本、互不“嫌弃”的陈宜瑜先生选择了和他住同一个帐篷。

　　不过，冯祚建的帐篷也有“吃香”的时候。有时，他制作完大动物标本，留下的动物肉还能给大伙补点“油水”，这也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很难想象，生长在南方沿海地区的冯祚建最爱的食物除了海鲜还有肥肠。“冯老师每次请吃饭，都要点两份肥肠，没那味的还不吃。”动物所副所长、研究员乔格侠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青藏科考期间，队员们吃肉时舍不得把动物内脏扔了，“冰水里涮一涮就煮了吃，习惯了”。

　　当年青藏科考的艰辛是后人难以想象的，“老青藏”们翻山、涉水，途中的惊心动魄是家常便饭。用冯祚建的俏皮话来说，科考就是“几个玩命的司机和一群不怕死的乘客”。尽管如此，冯祚建依然不惜一切代价，一次又一次深入那里。

　　1988年前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出国热。“阿冯，我过几天去英国了！”“老冯，我准备去美国。”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

　　当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一位从事小型动物分类的科学家看了冯祚建写的文章，大为赞赏。他主动向冯祚建伸出橄榄枝，盛情邀请他到美国工作一年。可此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孙鸿烈正在组织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的科学考察，对于这片区域，冯祚建还没有涉足。“冯先生已经把半辈子的心血都耗在了青藏高原上，为的就是能够尽可能全面地认识这个地方，喀喇昆仑山—昆仑山正是他非常想要弥补的又一块空白。” 杨奇森说，“和去美国相比，他实在舍不得这么一个全面认知青藏高原物种的机会。”

　　冯祚建觉得自己必须为国效力，如果同行不是看到了他的文章也不可能无缘无故邀请他访学。所以，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会得到别人尊重。

　　“冯先生常跟我们说，现在我们国家穷，别人出钱请你也是把你当三等公民看，每天吃个饭都去排队等人家发餐券，我宁愿在自己家喝粥，做我自己的事。”这些话深深印刻在了杨奇森的心里。

　　直至退休，冯祚建几乎把自己全部的学术生涯奉献给了青藏高原，对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动物地理分布格局演变及动物资源利用和保护生物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共鉴定了约230种兽类，这也为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以及青藏高原国家重大工程如青藏铁路、青藏公路建设中涉及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与技术路线制定等，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像父亲一样的导师

　　20世纪90年代以后，年过五旬的冯祚建开始减少野外科考的时间，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培养后辈上。

　　杨奇森在成为冯祚建的博士生前，已经在原中科院西北高原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常在青海一带开展野外研究。因此，杨奇森是带着明确的问题进一步攻读学位的。在他看来，导师冯祚建更像是一位工作上的大前辈，有问必答，倾囊相授，但绝不干预他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学生们可以尽情地思考，提出自己的想法。

　　冯祚建对学生很无私。1993年，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和工会专门组织了一次去英国的考察。院里和课题组各出一部分经费，所里把这个机会给了他。尽管此时冯祚建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但他依然选择了放弃。“这两年经费紧张，去十来天就要花两万多元，够一个学生做两年野外了，不值得。”而杨奇森就是受益者之一。

　　“冯先生是导师，从另一个角度说更像一个老父亲。”读博期间，杨奇森拖家带口来到北京，家里条件并不好。自己也不富裕的冯祚建总是时不常地补贴杨奇森一家人的生活。“他知道我孩子还小，有时买两条鱼，有时买份白斩鸡，悄悄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直到80多岁高龄，冯祚建还会瞒着杨奇森，带着他组里的学生外出“打牙祭”。杨奇森后知后觉，才知老先生早已经和隔了辈的学生们打成了一片。

　　冯祚建对年轻学生甚至是他们的下一代的关爱，也许源自一个家庭情结。

　　1975年2月海城地震，整个华北地区都在防震抗震，人心惶惶。3月，冯祚建接到西藏科考的通知，此时，他的小儿子才刚满3个月，但他并没有为了家庭而选择留守北京。而他的妻子也非常支持“科考成瘾”的他，把尚未断奶的儿子带到了湖北亲戚家。冯祚建只将他们母子送上火车便去往西藏。

　　多少年来，冯祚建夫妇寄养孩子成了家常便饭。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大人“西藏—北京”之间来回，孩子就在“北京—亲戚家”之间往返。时间长了，年幼的孩子既不认识爸爸，也不认识妈妈，干脆把舅母称为“广州妈妈”。

　　年轻时事业和家庭无法两全，上了年纪的冯祚建总想着尽己所能关照他身边的年轻人。

　　未了的心愿

　　20世纪90年代，分类学人才断档现象凸显，这门传统的学科开始走向没落。当时的动物所也遇到了这样的困境。能做脊椎动物分类学研究的人才出国了，年轻一代无法独当一面，面临退休的冯祚建根本离不开他的工作岗位。

　　“老先生二话不说，退休后依然鼎力撑起了动物所标本馆兽类标本鉴定的工作。”这令当时刚开始负责标本馆管理工作的乔格侠感激不已。

　　他就像正式在岗人员一样，每天坐着公交按时上下班。日常标本鉴定、野外标本鉴定、海关查获物种的鉴定，来者不拒。特别是海关查货的物种常常只有动物骨骼，没有皮张，鉴定工作非常复杂，需要丰富的经验。“冯先生就像人肉X光机一样，这本事谁也替代不了。” 单凭这一点，就让乔格侠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时候，科研人员一次野外考察带回几百件标本，整整铺了一地，味道特别大，一般科研人都没法长时间待在标本馆，冯先生却可以一直坚守岗位。” 乔格侠感叹道。

　　如今，标本馆的管理员已经换了三四拨，动物所的年轻学生来了又走，但他们的分类学训练都离不开冯祚建的帮助。也正因如此，动物所从老到少，几乎无人不识这个与人为善、温和得像藏羚羊一样的冯祚建。

　　分类学工作就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断积累中体现它的价值，有了这一基础，资源普查、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甚至是微观生物学的研究工作，才能有更好的支撑。“可惜的是，这项平凡却伟大的工作，很少被人重视。” 乔格侠很遗憾，冯祚建的离开给标本馆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缺憾。

　　2007年，冯祚建和动物所其他12位平均年龄72岁的老科学家接下了一项高难度的工程——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

　　在几千年中国古代大地上有多少动物物种曾与我们祖先同在？中国古代动物学缘起哪朝哪代？又为现代动物学奠定了怎样的基础？为了探究这些问题，老先生们需要在中国有文字以来至1911年间浩瀚的古代文献中捕捉动物信息，将寻觅到的动物踪迹进行鉴定和考证，并把它们一一对应到现代动物分类系统中进行整理。

　　此后整整9年时间里，他们共收集整理了古代文献资料近4000卷（册），从中考证、厘定了古代动物1界16门50纲206目622科1500多种，在此基础上，编纂了古代动物命名和分类体系、动物形态、动物解剖、动物生殖、动物生态、动物遗传、动物进化、动物物候、动物地理、动物狩猎与保护、动物为害与防治及古代动物学人物传记，共完成逾900万字的编纂任务。

　　这支年逾古稀的编纂队伍中大多数人年老体弱，却凭着一股信念坚持。当年，冯祚建回忆7位先生尚未完成这项任务带着遗憾和不舍离世，禁不住潸然泪下。

　　然而，2022年3月20日离世的冯祚建何尝不是心愿未了？20多年前，由他负责的《中国动物志》兽类部分的其中两卷至今尚未出版。退休后，已经过了课题申请年龄的冯祚建本不必担起这项重任，无奈人才凋零，不得不“上”。就在编研过程中，他还因为一次出差突发大面积心梗，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月才有所好转。

　　“这是一个把分类学融进自己血液里的人。”乔格侠坦言，“可老先生终其一生的付出，敌不过传承的断档。”

　　乔格侠、杨格森等一线科研人员和已经为数不多的老一辈分类学家仍在努力呼吁，给这门拥有深厚传统且重要的基础学科一个存在和成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