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人类之幸福，何者非由科学所致，吾国之弱不足忧，倘能使科学发达，则转弱有方也，吾国之贫不足虑，倘能使科学发达，则疗贫有术也，吾国一切困难，尽可诉诸科学，以图解决。”“吾国贫弱，至今已极，谈救国者，不能不诉诸科学。观于列强之对吾国，其过去，现在及将来，令人骨颤心悸者也！故吾国今日最急切不容稍缓之务，唯有发展科学以图自救。”作为五四学人的优秀代表，秉志先生分别在1932年和1935年的《科学》杂志上振聋发聩地呼喊，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强音。

　　秉志（1886.4.9—1965.2.21），满族，原名翟秉志，字农山，河南开封人，我国现代动物学的奠基人，现代生物学教育的启蒙者、开拓者，中国动物科学事业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秉志先生一生无论何时、身处何地，都将自己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科研事业和祖国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博大的爱国情怀，优秀的学术思想，广博的科学知识，严谨的治学精神为科学人树立起精神的坐标。 

　　传播科学，求真致用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一次又一次入侵，中华民族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秉志先生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预科读书期间，正值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不久，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他以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积极投身爱国救国学生行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踏上了科学之路。

　　1909年，秉志先生考取第一届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在康奈尔大学期间，秉志先生与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走到了一起，作为中国科学社发起人和核心五董事之一发起组织我国最早的民间自然科学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月刊。1915年1月，在秉志、任鸿隽、杨铨等留美中国学生的推动下，《科学》月刊创办，树起了“传播科学，求真致用”科学救国的旗帜，成为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催生了“五四运动”的爆发。1915年10月，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正式成立，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为科学家群体提供学术平台，助力国内以“赛先生”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点燃“赛先生”的“星星之火”。 

　　在美国求学期间，秉志先生把满腔爱国热忱化为学习的动力，立志科学救国、报效国家。他师从著名昆虫学家J.G.Needham教授，从事昆虫学研究，同时辅修脊椎动物学，发表论文三篇，成为我国近代昆虫学研究的先声，在我国近代昆虫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成绩优异，1915年他当选为美国SigmaXi荣誉学会会员。1918年获博士学位，成为在美国以昆虫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获得博士学位后，秉志先生到韦斯特解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跟随著名神经学家H.H.Donaldson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发表了两篇论文，这两篇文章对小鼠交感神经的发育与性别关系颇有创见。 

　　1920年冬，阔别祖国11年后，在“科学救国”思想的指引下，秉志先生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主任邹秉文先生之聘，回国任教，从此在秉志先生的带领下我国现代生物学发展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当时，落后的中国既没有一个生物系，也没有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仅是有的学校有博物系，教学与研究水平都十分落后。秉志先生应聘任教南京高师后，在农业专修科讲授普通动物学。1921年，秉志先生在南京高师创建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并任系主任。生物系初建时，经费不足，无钱购置设备，秉志先生就发动师生动手制作，或用土产品改装。对必不可少的仪器，他节衣缩食，省下自己的薪金去订购。所有实验和研究用的标本，都是在连续两年的暑假里，由秉志先生亲自率领学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远赴浙江和山东半岛沿海采集而来。

　　1922年，经过秉志先生与其他生物学家积极筹建，在南京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该所成立后在秉志先生领导下对我国动、植物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除开展形态学和分类学的研究外，还进行生理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大多发表于生物研究所专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上。该刊与世界各国五百余处研究机构相交换，使欧美各国生物学界对中国生物学渐有认识，中国人的研究能力由此得到国外生物学界的认可，为中国科学赢得了地位。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秉志先生卓越的领导能力、坚毅的精神和毅力。

　　1928年，秉志先生与植物学家胡先骕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二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秉志先生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工作重点是北方动、植物调查，包括华北、东北、渤海等地区的动、植物资源调查、采集及分类学研究。1929年，秉志先生又协助创办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名动植物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为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4年8月23日，以秉志先生为首的30名著名动物学家在庐山莲花谷发起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并举行了第一届年会。会议推举秉志先生为会长，决定创办《中国动物学杂志》，由秉志先生任总编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秉志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气节和理想信念的爱国科学家。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祖国大地。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蓄意对秉志先生等科学家进行报复，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图书、标本、仪器设备抢掠一空，并纵火将所有房屋烧为灰烬。那时，中央大学撤离南京，秉志先生因夫人病重未能随学校内迁，只得怀着满腔愤恨回到上海家中。回到上海后，他改名翟际潜，席不暇暖，即刻在中国科学社总社明复图书馆重建实验室，开展研究。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寇占领上海租界，中国科学社被迫停办，图书馆关门。鉴于秉志先生在我国学术界的名望，日本刊物《支那文化动态》对他的个人情况调查已久，并千方百计地找他，企图拉他出来任职。秉志先生不为日寇所用，蓄起胡须，“隐居”起来。他潜在震旦大学的实验室里闭门做学问，同时还在友人经营的中药厂里研究药材蛀虫。虽然“隐居”起来，但秉志先生始终牢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用“骥千”的笔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每周写一篇短文，向进步的《大公报》投稿发表，以激励人民的抗战斗志。几个月后，他被汉奸追查，《大公报》也受到日寇警告。后来，他又换用“伏枥”笔名，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文章，评论时事，揭露敌人的滔天罪行，并热忱号召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抵御外侮。他还著书鼓励人民在危难中应积极奋斗（书稿因无处付印，又保藏不慎，大半丧失）。在恐怖统治笼罩的上海，秉志先生敢于以笔作刀枪，英勇斗争，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科学家的凛然大义。

　　抗日战争14年，秉志先生被困上海，没有工资收入，全家生活极为艰苦。但他坚决拒绝敌伪利诱，始终保持着一个爱国科学家的民族气节。多亏有爱国人士以及苏北新四军设法接济，全家才未至断炊。那几年，他一直到处打听去后方的路线，可惜总是落空。有一次得知有一条从杭州入江西转重庆的路线，他立即出让房屋、家具，不料临行前传来消息说此路不通了，9个月的计划又成泡影。他曾无奈地说：“不求别人（指内地朋友）谅解，但求无愧我心。”

　　解放战争期间，秉志先生蔑视反动派及其权贵。他把那些在反动统治者面前摇尾乞怜的御用科学家称为“科学的罪人”。有一次，蒋介石托人邀秉志先生出任中央研究院职务，他对来客读了一段“北山移文”（《古文观止》中的文章，内容是讽刺贪图官禄者），表明自己不侍权贵，甘为平民的心迹。1934年夏，借中国科学社开年会之便，由秉志先生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动物学会在庐山举行成立大会。此时蒋介石偕同宋美龄也在庐山，蒋介石为笼络人心，举行游园会，招待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家。有人希望秉志先生趁机与蒋介石晤谈，但他坚决拒绝，故意称病不去。他说：“生物研究所与我都穷，但要穷得有志气。”1948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召开院士及评议员选举会议，将近结束时，蒋介石设宴，发来请柬，要求签注能否出席。秉志先生毫不犹豫，断然写上“辞谢”二字。在黑暗统治的岁月，秉志先生横眉冷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权，坚决不与之发生任何联系，表现了一个真正科学家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尚品格。 

　　鸿儒硕辅，高山仰止

　　大半生亲历旧中国腐朽落后的秉志先生，在年过花甲之时，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满怀希望和激情，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发展大业中。1949年，秉志先生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荣幸地参加了开国大典。他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河南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人民政府委员，以及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他不辜负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认真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提出各种建议。他的提案内容，除有关科学发展以外，还涉及国家法令制度（如渔猎法）、争取留学生回国、青年思想改造、环境卫生、公共交通、改良京剧、提倡火葬等事关人民群众生活的各方面内容。1952年前后，秉志先生目睹血吸虫病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万分焦虑，当即给卫生部门负责同志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第二年他又分别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写信呼吁，并随信寄去了自己关于消灭钉螺、杜绝血吸虫病的建议。1956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小组成立时，毛泽东转去了秉志先生的建议。秉志先生对消灭钉螺、根治血吸虫病的建议，为国家打赢灭螺、灭血吸虫战役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1956年10月，秉志、陈焕镛、钱崇澍、杨惟义和秦仁昌等生物学家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92号提案，建议在全国各省区划定天然森林禁伐区，以保护自然植被，供科学研究之用。随即国务院批准了该提案，并在广东肇庆建立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秉志先生时时念及国家，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追求。他深知人民江山来之不易，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国家急需资金购买飞机大炮，秉志先生为了对国家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将自己在抗日战争前节衣缩食在南京所置的四处房地产全部变卖捐献给国家。他的3000余册藏书，也早就留下遗嘱全部献给国家。

　　秉志先生学识渊博，研究广泛，治学严谨，鞠躬尽瘁，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生物科学事业奉献了一生。在5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他发表各种专著、学术论文、科普文章共150余篇（册）。他在昆虫学、神经学、形态学、分类学、生理学、古生物学等领域均进行过广泛深入研究。他认为对待研究工作，必须具备“五心”：决心、信心、恒心、耐心、细心；必须要有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不怕失败的“三不怕”精神；反复强调科学家的治学精神应为“公、忠、信、勤、久”五字。秉志先生认为，公、忠、信，尤其是信，是科学道德问题，研究科学的人，必须要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勤、久则是成功之关键。在科学研究生涯中，他亲力亲为地恪守着这五个字。直到年逾古稀，秉志先生仍坚持每日工作8小时，而且经常带病工作。直到晚年，在实验过程中他仍亲自动手，尤其是关键性问题，更是反复试验。直到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坚持工作。他曾说：“我一天不到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就好像缺了什么似的。”秉志先生长期随身带着一张小卡片，右侧写着“工作六律”：“身体健康、心境干净、实验勤慎、观察深入、参考广博、手术精练”，下首为“努力努力、勿懈勿懈”；左侧写着“日省六则”：“心术忠厚、度量宽宏、思想纯正、眼光远大、性情和平、品格清高”，下首为“切记切记、勿违勿违”。这些正是他一生治学与为人的真实写照。

　　秉志先生一生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在几十年里为我国生物学界培养了大批人才，直接或间接受过他训练的学生逾千，培养了许多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其中成长为学科专家的便有数十人，桃李满天下。秉志先生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特别是对年长的、造诣较深的早期学生。由于其言传身教，许多学生都秉承了他勤奋刻苦、持之以恒的学风，成长为动物学界的著名专家，如王家楫、伍献文、杨惟义、寿振黄、张孟闻、卢于道、张宗汉、郑集、张春霖、王以康、沈嘉瑞、陈义、欧阳翥等等。他们是20世纪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的重要骨干，为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在为《秉志文存》撰写的序言中写道：“秉志创建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至抗日战争之前培养或训练的生物学家计有百余人。当时在中国之动物学者，几乎都是出自秉志门下，诚不愧为中国动物学界的‘开山大师’。生物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使欧美各国生物学界对中国生物学渐有认识，生物研究所为中国科学赢得地位，不能不归功于秉志先生卓越之精神和毅力。”

　　鸿儒硕辅，高山仰止！秉志先生1935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生物地学部）第一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周恩来总理曾希望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但他再三谦让，并推荐了更合适的人选。他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品格，备受同仁和晚辈的敬仰。 

　　奋斗不息，生命不止！秉志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科学事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祖国。他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的科学成就将永远镌刻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史上！他勇攀人类科学高峰的精神，将激励我们一代代年轻的科学人接续奋斗，矢志不渝！ 

　　作者：聂常虹 杨俊成 姜秉国 来源：学习时报  2019年5月15日